北大医院“非法行医”事件难以回避的公众恐慌思维导图

复印机、打印材料、没收走的碗筷、昏暗的光线，如果不是客厅的一侧墙上摆放着熊卓为的遗像，很难相信这就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王建国教授的家。

熊卓为是北大医院医学研究所教授，著名的心脑血管专家，2006年1月，在北大医院做完骨科手术后第6天离世，终年49岁。

熊卓为出身医学世家，武汉同济医科大学毕业。2004年受聘北大医院心血管研究所任研究员、教授。

北大医院院办副主任戎龙称，正因为这是一位重要病人，在熊卓为突发紧急情况后，全院不仅调动了一切力量进行抢救，还请来外院的两位院长施救，可最终还是没能挽救回熊教授的生命。

但王建国却不这样看。他经多方调查，认为院方对妻子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与岳母管慧英一起将北大医院告上法庭。他们在起诉状中指出：2006年1月23日，熊卓为感到腰腿疼痛，入北大医院诊断为腰椎滑脱、腰椎间盘突出症，后于1月24日做了手术。术后第6天下地行走时忽然晕倒，北大医院两名非医务人员(即实习医生)进行了抢救，后转由医务人员抢救，但最终没能挽救回生命。死亡诊断为：急性肺栓塞。王建国和管慧英认为，北大医院存在术前检查不全面、对血栓形成等防治不当、抢救不当等过错，索赔512万多元。

北大医院回应称，术前诊断明确，有手术适应症，手术符合操作常规，且对患者产生并发症的抢救及时得当，并不存在违规行为，患者死亡与该院诊疗行为无因果关系。

为了打赢这场官司，王建国放下手头的工作，开始忙着与案件有关的事。3年来，一个又一个困扰成为噩梦，生活也变得黯然无光。“我必须为妻子讨一个公道，虽然我和妻子都非常热爱北大”。他说。

“从2005年年底开始，她老说腰疼，每次回家就先在沙发上躺一会，我还给她揉。”王建国回忆，妻子并不具有手术的适应症，至少并没有到一入院后第二天就要做手术的程度。入院那天中午，妻子是在一群学生的簇拥下住院的，在没有术前讨论、化验检查的情况下，第二天早晨8点多就做了手术。

但院方解释，熊卓为住院前曾做过检查，院办副主任戎龙称：熊卓为因为腰腿疼，入院前曾通过骨科主任李淳德的爱人——她们以前是同学，找李淳德看，认为确实具有手术适应症。“当时李主任准备年后给她做，但熊本人想能赶在春节时在家休息，就要求提前做手术。”“明明是于峥嵘(骨科住院医生)不断打电话催才决定做手术的，怎么是妻子要求的呢?”王建国气愤地说，妻子腰椎滑脱症状轻微，经一般治疗已经好转，且每天上班并无大碍，她是在手术医师天天催促，说“不手术会截瘫”的情况下住院并匆忙进行手术的。

王建国说，术后第6天中午，妻子就出现肺栓塞症状，却未引起医生重视，贻误了抢救时机。

在熊卓为的住院“病历记录”里，记者只看到了1月30日晚10时30分骨科医生刘宪义记录的病发情况;在“医嘱单”内，1月30日12时有“吸氧六小时”的“临时医嘱”，这是否就是医生在患者出现问题后给予的治疗措施呢?

戎龙称，1月30日中午患者出现头晕，由于头晕并非肺栓塞的症状，分析是体位性低血压所致，所以采取了吸氧措施。“肺栓塞通常是突然出现的，家属所说肺栓塞症状持续10个小时，是不科学的。”

“熊卓为当晚突发急性肺栓塞后，我院立即组织医务人员抢救，并采取吸氧及相关药物治疗等措施，还请来心内科、心外科及外院医师抢救，在心外按压、呼吸机辅助呼吸、药物治疗无改善后，又进行了体外循环，后于左肺动脉吸出条状血栓。”因此，北大医院称对患者抢救及时得当，不存在违规行为。

今年4月，依据熊卓为的相关病历资料、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法大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出具鉴定，结论为“未能发现其他可导致熊卓为死亡的因素，北大医院的医疗过失与造成熊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北大医院在上诉状中指出，患者经诊断具备手术适应症，施行手术并无过错。对于为何未预防肺栓塞使用抗凝药物，院方指出，骨科关节置换手术后一般应使用抗凝药物以预防血栓，但对于脊柱外科手术的患者术后无需采取预防措施，“以避免发生大出血的危险”。

王建国的诉讼代理人卓小勤认为，病史采集部分清楚显示患者属深静脉血栓形成的高发人群，而脊柱手术后的血栓发生几率要高于其他手术。在这种情况下，该院未认真讨论手术风险及制定相应措施，不利用现有药物、设备，从而导致严重后果。

对此，戎龙解释称：“术后，医生嘱咐患者下地活动，这是最有效防止血栓的物理方法，但其因为术后伤口疼痛，不愿进行活动。”

尽管北大医院在患者腹腔探查时从肺部取出了血栓，但家属却对院方将死因归为肺栓塞表示质疑。王建国从一份医院提供的2006年1月31日腹腔探查手术记录中发现，患者“腹腔内大量不凝血150ml……试图使用凝胶海棉等止血物覆盖无效，又试图以长纱条压迫止血，亦无明显效果，此时患者血压、心率已无法有效维持，放弃抢救。”对此，他认为，肝脏破裂出血致妻子失血性休克才是重要死因。肝脏破裂的原因并非医院声称的所谓“抢救并发症”，而是在抢救中暴力按压心脏所致。“胸部按压要每分钟100次且深度要达到4至6厘米，在这种状态下出现肋骨断裂也是正常的。”戎龙说。院方认为，按常规，抢救30分钟以上患者呼吸心跳没有复苏，就可以宣布死亡不再抢救，因熊是本院工作人员，故持续抢救两小时之久，长时间实施的抢救行为有可能导致心脏、肝脏破裂的并发症出现。心脏复苏术是在患者呼吸、心跳停止以后进行的，心、肝脏破裂是抢救行为的并发症，并非致死原因。

关于当时为何没有尸检，戎龙表示不要去找最近已经非常疲惫的于峥嵘了，经他电话询问于峥嵘本人，得知当时之所以没有尸检，是因为“没来得及说”。而王建国则称，当时自己忙于后事，根本没想到要进行尸检。由于没有进行尸检，对于具体死因，家属和医院至今各执一词。肺栓塞是不是直接死因?肋骨断裂前熊卓为的呼吸心跳停止了没有?便难以求证了。

随着此事被央视报道，一个原本在原告看来也只是“非医务人员行医”的问题，被迅速放大，继而在公众中引发巨大的震动。

王建国称，术后实际“主管”妻子的是两个未取得《医师执业证书》的在校研究生于峥嵘和段鸿洲(均为80后)，由于缺乏临床经验，妻子术后出现明显下肢深静脉血栓疼痛症状被其忽略了，失去多次早期诊治的机会。2006年1月30日中午，妻子出现术后呼吸困难，两名研究生完全没有意识到发生了肺栓塞，在十多个小时里未进行相应的诊治，而在最后抢救时，两人又因为胸外按压动作错误，结果导致妻子心脏和肝脏破裂死亡。

为此，2008年王建国将于峥嵘、段鸿洲等“非法行医”行为向北京市卫生监督所举报。后该所作出复函，认定于峥嵘等人为熊卓为实施诊疗行为属于违法行医。该复函的依据是“从调取的临床病历记录中，未发现上级医师对实习生指导的签字”。根据《执业医师法》规定，在教学医院实习的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以及毕业第一年的医学生可在执业医师指导下进行临床工作，但不能单独从事医师执业活动。

那么，于峥嵘等人的行医行为是否是在上级医生指导下进行的呢?经查阅资料，记者发现在北大医院“死亡总结”上的医生签字为段鸿洲，未见上级医生签字;在1月23日、24日的“病历记录”中，术后记录署名为段鸿洲一人;在1月23日“术前谈话记录”负责医师签名一栏，填的是于峥嵘，1月30日的“医嘱单”医生签字一栏依然是于峥嵘签名，但在“住院病案首页”上，则清楚地写着主治医师一栏为刘宪义，住院医师于峥嵘。

院方解释，如果仅以是否有上级医生签字记录来判定住院医生、实习生是否受到指导或“独立行医”，显然不客观。11月10日，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表示，“对央视‘非法行医’报道感到很遗憾，希望卫生部和媒体在以后重点选题策划方面多进行沟通，避免出现这样不必要的错误。”同时他呼吁，为了每一个未来医生的成长，大家应该理解、关心、支持这些医学生的临床带教工作。

尽管一声“遗憾”让事件渐趋平息，但北大医院“非法行医”事件引发的公众担忧却并未就此消除。

北大医院是我国最早创办的国立医院，作为一家集医疗、教学、科研为一体的大型三甲医院，长期以来享有极高声誉。但随着“非法行医”事件的报道，该院形象突遭重创。

据记者了解，在央视报道该事件后，医院问诊氛围出现某些异常：许多求诊的病人开始仔细询问面前的年轻医师是否有执业资格证，甚至对老专家、老教授，也要事先打听了解一下，这种特别的“谨慎”，让医生们感到无形的压力，有医生抱怨说，医患关系一下子变得紧张了，有时一句话不对，便会引发就诊者的怒火和无端指责……这种“谨慎”很显然出于患者对医生身份缺乏信任，以及对自身行医安全的过度忧虑。

戎龙表示：“事实上，我们的实习医生、住院医生，都有相应的行为规范，哪个级别的该做什么都规定得很清楚，于峥嵘等人的工作，都是在刘宪义、李淳德等上级医生指导下进行的，只是由于签字记录的问题就说北大医院是‘非法行医’，这有道理么?是不是一天24小时每一件事他们都要上级医生来签字、盖章呢?”针对“学生‘非法行医’主要源自北大医院医生‘走穴’、外出会诊较多”的传言，院办称，是有专家要外出参加会议或会诊，但总数不到医院的10%，而医生要在工作时间外出，是必须向院里请假的，院里也会查岗，如李淳德术后回家，就是提前请过假的，他走了，主治医生刘宪义还在。

针对公众对教学医院行医安全的忧虑，日前毛群安对学生参与医疗活动做了诠释：“我们也要求医学生在参加临床医学试验的过程中，各级各类机构和医学院校要加强对医学生的管理和教育，首先我们要保障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

显然，医学生参加医疗活动，其前提必须是有上级医生作指导，相比于学生实习，确保医疗安全是第一位的。

曾几何时，很多医院都有自己的实习门诊，诊室里也有经验丰富的临床医生作指导，可迫于患者增多等各种压力，个别医院在管理上出现明显疏漏，以至于让“上级医生指导”渐渐成为一种形式，而这也许正是北大医院事件在报道后，给公众造成行医安全恐慌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