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公证，无奈的创新思维导图

手术之前做公证，在全世界恐怕也就是中国才有的新鲜事。不过，有哲人说过，存在即合理。手术公证之所以出现，必定有其现实的需要。

患者来了，不能不治。不治，则全无成功的希望。然而治，谁又有确保成功的把握？手术有风险，应该是常识——机器尚且有修不好的时候，何况人体？但这样的常识，却屡屡出了问题。手术成功，欢天喜地，感恩戴德；手术失败，刀棍相向，血雨腥风——这样的悲喜剧，频频在神州大地上演，刚刚发生在北京同仁医院的血案，就是一例！同一个医生，被治好的患者视为救苦救难的白衣天使，被治不好的患者视为无恶不作的白衣恶魔，魔鬼与天使，就这样神奇而“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令人唏嘘不已。

医院和医生，不能因为规避风险而放弃治疗患者，却也不得不考虑失利之后所面对的非理性纠纷。手术公证，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证明的是已经履行周密的告知，祈求的是希望失利时能通过正当的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这样的“创新”，实属无奈，却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尽可能地保证医院的正常秩序和医务人员的人身安全，已然类似于搬运工帮人搬东西，万一出现物件损坏的纠纷，希望遵循正常途径鉴定索赔而不要打人一样……

没有规矩，自然难成方圆，但有了规矩却不能遵守规矩，更让人头疼。知情同意，早已经成为诊疗过程中的常规；司法诉讼，是民事纠纷的解决之道；却丝毫不能阻止封堵医院、砍杀医生等恶性事件的一再发生。文字手续、法律文书的完备，固然可以规避一定的风险，也更容易在道理和法律上站住脚跟，却并不能包打天下——急诊和急救时，时间争分夺秒，医生手忙脚乱，实施抢救与履行手续，孰重孰轻，依然是令人纠结的问题。

信任，本该是医患之间的基本关系；依从，是治疗取得良好效果的基础；当双方都以怀疑的眼光、防备的态度对待对方时，最重要的东西已经失去，唯一得逞的不过是肆虐的病魔。

（文/梁剑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