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卫生报道的整体观和全局观思维导图

在医改研究领域，有很多专家学者提出不同观点，有的殊途同归，有的却截然相反。如果仅限于学术研究范围，这是很正常的现象。然而，一旦有新闻媒体将其公之于众，便存在舆论导向和社会责任问题。因为，对于不同学术观点的选择，媒体必然带有一定选择性和倾向性。因此，对于专家的观点，应全盘考虑，慎重引用，至少应注意不同观点之间的平衡，并将其局限于学术争鸣的范畴。如果把专家的一家之言变成“权威发布”，将导致公众的错误理解和判断。

这篇消息发表后，借助网络媒体的巨大影响力，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地震”。从社会学角度看，这篇文章引发了全社会对医改的关注和反思，激发了不同观点的碰撞和交锋，有一定积极作用。但从新闻学角度看，这篇报道的消息源虽然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但该报告从未向社会公开发布，属于学术研究成果，其目的是供有关部门决策参考，记者不应将个人学术成果以“国务院研究机构最新报告”的名义报道出去。

揭露医疗卫生行业的腐败，是医疗报道的“重头戏”，对于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这样的批评性报道，记者必须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严谨态度和作风，深入调查，认真核实每一个细节，而不能在“唯眼球”论的指导下制造“典型案件”。

以哈医二院的“天价药费”事件为例，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于2005年11月23日播出了《天价住院费》，反映患者翁某在哈医二院住院两个多月，花掉医药费139万元，同时个人外购药品400多万元。这期节目播出后，在社会各界引起巨大反响。随后，很多媒体纷纷追踪报道，“550万元天价药费”几乎成为所有媒体的“定论”。直到2006年4月底，卫生部才正式公布事件调查结果：患者翁某住院82天，医院共收取医药费138.9万元，多收费20.7万元。而对于媒体所称的400万元自购药品，患者家属未能拿出证据。这与550万元显然有巨大差异。

应该说，“天价药费”事件是新闻媒体联动的成功案例，对于加强医疗卫生行业作风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一些媒体存在调查取证不实的失误。回顾整个事件，家属所称的外购药品400多万元并无证据，仅凭患者一面之词，记者未加核实便当成事实引用。而其他媒体也不加置疑，以讹传讹，甚至还添加了“北京专家会诊费每人30万元”的虚假报道。可以说，“天价药费”事件的“轰动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是媒体将新闻“放大”的结果，存在失真之处，值得认真反思。

在推进医改的过程中，各地涌现出不少新举措、新经验。因为新鲜，所以人们难以看清事物的本质。这就需要记者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用科学发展观审视全局，辩证分析，去伪存真，力争得出相对客观的结论。而在调查过程中，记者往往会遇到“一面倒”的情况，如地方官员出于政绩考虑，希望全面肯定“改革经验”，在介绍情况时会存在明显倾向性，对问题和不足避而不谈。因此，能否保持冷静的头脑是对记者的极大考验。

那么，究竟该如何看待宿迁的改革？一个基本原则是，既不能简单地肯定，也不能简单地否定，不能非此即彼，妄下定论。媒体应经过充分调研，客观报道正反两面的观点，给读者一个多元的观察视角。

当前，“宿迁改革”究竟该如何评价尚无定论。但是，有一个判断标准是明确的，那就是中央强调的：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强化政府责任，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如果背离这些基本原则，就不能说改革方向是正确的。宿迁医改有值得肯定之处，也有不足之处。例如，一是把产权制度改革作为医改的核心。事实上，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无论是公立医院多一点还是私立医院多一点，都不是改革的目标。因为医改的核心是“人人享有基本卫生保健服务，人民群众健康水平不断提高”。二是弱化了政府职能。宿迁由政府全额出资办公共卫生，民资办医疗，严格界定公共卫生和医疗两个领域的职能，使政府弱化了承担基本医疗服务的职能。其后果是，一旦发生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政府将有可能因公立医院不足而陷于被动局面。

解决“看病贵”问题是医改的重要目标之一。但是，“看病贵”的成因错综复杂，涉及医疗卫生体制、药品流通体制、医疗保障制度等多方面。而老百姓能够直接感受到的是医院收费太高。因此，很多人是“闻降则喜”，听到降价就欢呼，听到涨价就责骂。结果，卫生部提出的“四降一升”在现实中变成了“只降不升”。而一些媒体为了迎合受众，对于医院的合理调价也大加抨击，使群众对医院的误解进一步加深。

事实上，我国的医疗收费体系存在严重弊端，即药费和部分大型检查费偏高，而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和劳务价值的收费长期偏低。例如，挂号费是医生技术价值的集中体现，普通医生的挂号费三至十元，而普通理发却是二三十元，这是明显的“脑体倒挂”现象。由于技术劳务价值得不到体现，又没有合理的制度机制予以控制，导致大处方、大检查被广泛采用，和普遍的“以药养医”现象。如果一味单纯鼓励降价，而不引导合理调整价格，必将使目前的不合理现象更加严重，从而挫伤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最终影响医改进程。

今年10月，江苏省准备调整137个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其中125个项目提价。此举引起媒体广泛关注，引发各种议论。有的媒体却过度渲染患者的不满，有的媒体认为政府部门是“站在机构利益的角度”，玩“抱薪救火的游戏”。这样的报道虽然迎合了百姓心理，看似客观公正，其实缺乏理性和智慧，不利于改革与发展。作为对公众负责的媒体，既要反映百姓的呼声，反映不合理医疗服务价格的弊端；也要提出建设性意见，为医改创造宽松的舆论环境。体现在报道中，就不应该是一味反对提价，而应该集中探讨那125个提价项目的提价合理性，哪个该提，哪个不该提。

面对一些热点问题，由于关注度高，一些媒体为追求所谓“轰动效应”，不惜捕风捉影，甚至虚构消息来源，冠以“有关人士”，给公众制造“信息混乱”，严重违背新闻的真实性原则。

例如，今年9月，国家11个部委组成医疗体制改革协调小组。然而，正在小组刚刚开始调研时，媒体就开始热炒“医改模式”，并掀起激烈争论，关于医改新方案“起争执”“陷于难产”的推测也时有出现。有的媒体称，卫生部比较青睐“英国模式”，有的媒体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倾向于“德国模式”；还有媒体称“新的医改方案实际上是英国的躯体、德国的四肢、美国的脑袋，是三国模式的混合”。为此，卫生部新闻发言人对媒体所引用的“有关人士”进行核实调查，结果证明是媒体的虚构杜撰，根本没有医改小组专家如此解释。针对这些报道，卫生部不得不辟谣：“模式之争”是个伪命题，希望媒体不要盲目争论。

医改小组成立伊始，刚刚开始调研，何来模式之争？这本是一个基本常识。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的医改只能是坚持自己的模式，而不可能是照搬任何国家的模式。那些有关引进外国模式的报道，显然不符合逻辑，足以证明不符合实际。

医疗报道的辩证法

医疗卫生事业的改革与发展是比较复杂的问题，因此，报道必须树立全局观和整体观，把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放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视野中，正确认识医疗卫生服务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把握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医疗卫生改革与发展的方向，用科学发展观来报道医疗卫生。

这些矛盾和问题都应成为医疗卫生新闻报道的重点选题。但是，在报道中，记者不仅要关注现象，更要关注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寻求切实可行的破解之策。尤其要善于发现各地的改革新经验、新“亮点”，给其他地方提供思考和借鉴。

在医改报道中，最大的争议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两派观点针锋相对。作为媒体，必须研究医疗卫生事业的特殊规律，正确理解二者的辩证关系，否则就会犯简单化的错误。

医疗卫生服务不同于其他的公共服务，医疗卫生消费实际上不是患者自主消费，而是医生指导消费。这决定了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而不能靠市场机制自发调节。但是，中国人口多，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大，不能由政府完全包起来，必须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实行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群众提供多样化、多层次的医疗卫生服务。我们强调“政府主导”并非不要市场，排斥竞争；我们“引入市场”，并非走“市场化”道路，搞“卖光式”改革。

在任何国家，医患双方都是一对永恒的矛盾。由于医学知识的高度不对称性，医生处于相对优势地位，患者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因此，媒体本应从最大多数患者的利益出发，批评医疗卫生行业的不正之风，维护患者的知情权、选择权等基本权益。但是，绝不能把医患双方对立起来，故意制造医患紧张，加剧医患矛盾。医务工作者是医疗卫生服务的提供者，也是人民健康的“卫士”。作为媒体，更要尊重医学规律，理解医学风险，弘扬行业正气，努力化解矛盾，维护医务工作者的合法权益，为他们创造一个宽松和谐的环境。这样才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医疗卫生体制是国家基本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国民健康的一项基本社会制度。一个国家医疗卫生体制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取决于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价值取向。从全球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医疗卫生制度是完美无缺的。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成就巨大，但问题也相当突出，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因此，医改必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有的媒体对医改的期望值过高，认为新医改方案一出台，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这不符合实际情况，容易误导公众。事实上，医改涉及方方面面，牵一发而动全身，其制度设计相当复杂。要从根本上解决看病难、看病贵，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需要付出几代人的努力。对此，我们既要冷静理性，又要充满信心。（作者：人民日报社 白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