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波三年为艾滋丈夫打赢官司思维导图

这是李永生确诊艾滋病后的第三个年头，也是两人结婚的第14个年头。这些年，于平平和李永生一直生活在一起。

作为山西运城一位普通的村妇，35岁的于平平几年来历尽甘苦。2001年7月起，她带着被查出患有艾滋病的丈夫辗转求治，为了讨回公道，她将因为输血不慎导致丈夫患病的山西省某地级医院告上法庭。2003年7月，案件以庭外和解告终，她为丈夫争取到了医院的赔偿。

噩梦从丈夫烧伤开始

于平平的故事要从8年前讲起。1996年10月的一天，刚刚起床的于平平正给在水泥厂上夜班的丈夫和不到两岁的女儿准备早饭，邻居大婶在门外看见她就吃惊地大喊：“你怎么还在家，你知不知道厂里昨天夜里出事了？”

“出啥事了？”“昨天厂里发生爆炸，当班的几个人全被烧伤了。”于平平当时就瘫倒在地上。她说她的人生就是从那一刻起完全改变了。丈夫当时烧伤面积达90%，在当地一家大医院，他被大量输血，接受了植皮手术。

我一开始就决定要打官司

知道丈夫确诊艾滋病那一天，于平平在西安街头一直的走，从中午走到晚上，直走得脚底血肉模糊。“没有痛，真的感觉不到痛。当时脑子一片空白，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于平平几乎没有犹豫就断定李永生是那次烧伤住院时输血感染上的艾滋病。“那一刻起，我就决定要为丈夫打一场官司。”于平平说。

几天后，于平平孤身一人来到北京。在此之前，她到的最远的地方是距离运城三小时路程的西安。

这次来京，于平平顺利找到了治艾专家曹韵贞教授，并于2001年7月13日，将李永生送入地坛医院进行治疗。同时，于平平开始了另一项艰难的工作：请律师打官司。

何时才能跨过法院的门槛

于平平承认打官司很难很难。“这是一家在当地很有威望的医院，我没有钱，我不想走太多冤枉路，我一开始就想在北京找律师。”

在北京，于平平辗转找到了一位有经验的律师，这位律师曾成功代理过好几起医疗事故赔偿的案件。这是2001年的8月。之后，于平平一直和律师保持联系。律师建议她直接到山西省高院立案。

可是，立案却成了最大的困难。因为于平平丢失了几乎所有的证据，除了可以证明李永生在那家地区医院住过院外，连病历和输血证明都没有。按照法院立案的程序，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原告、有力的证据。于平平显然不够条件。

这期间，于平平也多次前往山西省高院立案庭询问。“每次看到高院门前高高的台阶，我都会想，这么高的台阶，这么高的门槛，我什么时候才能跨过去呀？”于平平说当时的自己，外表看起来很坚强，其实内心既敏感又脆弱。

她说得最多的就是我理解

于平平几乎丧失了全部的信心。李永生也劝于平平算了，别再打官司了，家里也没钱再折腾了，还是给自己考虑一下出路吧。

那天夜里，于平平怀着最后一线希望，打电话给大姐夫的一个外甥，这位外甥将于平平介绍给了京都律师事务所的杨大民，这是一位一直致力于做法律援助的年轻律师。

杨大民决定为于平平提供法律援助。两年后的今天，杨大民再次回忆与于平平的交往时说：“这个女人似乎没有抱怨过任何人，包括医院，包括法院和以前接触的律师，也包括没有给她提供帮助的李永生的家人。她说得最多的就是我理解，我知道。”

庭外和解获得了赔偿

于平平撤诉的原因是被告的那家医院主动找到她要求和解。

于平平表示，她之所以愿意接受庭外和解，是听说了很多执行难的情况。她说：“我担心到时即使胜了，胜的也是一纸空文，李永生和这个家庭需要实际的帮助。”

他们在接到医院需要用血的消息后，会很快到达医院，很多时候就是这个床上躺着卖血者，隔壁床上躺着输血者，那时，对于卖血者血液的检验，还没有艾滋这个项目，甚至没有肝炎的检查。

于平平说她直到现在都没有恨过医院，恨过大夫。因为这不是医院的错，是当时的社会大环境造成的，要怪只能怪李永生运气不好。这一点，李永生也表示认同，他说：“我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生病以来，我得到了很多关心。”

她很多时候是为别人活的

回到老家后，为了不影响别人，李永生和于平平在邻村找了处闲置的院落，以每年200元的租金住了进去。

渐渐的村里人也都知道了李永生的情况，于平平又将孩子转进县城，交给姐姐抚养。

其实，很多人并不理解于平平的选择。几个相熟的婆姨就附在于平平耳边说：“从他烧伤到现在，你付出的已经够多了，你还年轻，你应该给自己找一个更好的归宿。”

于平平自己也矛盾过，她说，其实跟李永生的生活里，早已经没有了爱情，只是一种责任。很多时候就是觉得做人就应该这样。“基实我每次矛盾时，就会考虑，我就这么抛弃他，别人会怎么看，将来孩子会理解我吗？以后我自己会原谅我吗？所以我绝不会抛弃他的。”

李永生生病后，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经常莫名的烦躁，甚至殴打于平平。记者见到于平平时，她上次被打骨折的那个无名指刚刚复原。于平平说，李永生每次打她，她都有种一去不回的冲动，可是一看见李永生病殃殃吃不好睡不好的样子，心就软了，就觉得还是应该陪他走到底。“我可以理解他的任何举动，毕竟他是病人。”

说到打人，李永生当着记者的面哭了：“每次打过她后，我都很后悔，可是我当时就是控制不住。”李永生说他不敢想没有于平平的日子，没有她，他肯定活不到现在。

“她活得很累，很多时候她是为别人活的。”于平平的弟弟这么说姐姐。他曾在得知姐夫病情的第一时间，就劝姐姐离开姐夫，起码不要在一起继续生活，可是姐姐没有听他的。现在，他已经默认了姐姐所做的一切。

临走时，于平平提了一个要求：不知道北京有没有人愿意收养小孩，她想让女儿远远离开家乡，离开艾滋病的阴影。（应当事人要求，于平平和李永生均为化名）

本版采写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