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状态人的精神损害赔偿思维导图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等大多数国家已陆续通过判例来对植物状态人的精神损害赔偿予以肯定。当然，也有少数国家仍持否定态度。

（一）采肯定态度的国家1. 英国于1962年通过Wise v. Kaye案确立了植物状态人的精神损害赔偿。[3]在此案中，英国上诉法院对无意识植物状态的原告判予了15，000英镑的精神损害赔偿金。在两年后的 West v. Shepherd案中，英国上议院对仅能存活五年的植物人判予17，500英镑的精神损害赔偿金，以弥补原告不能参加社会活动和享受生活所遭受的损失。 Lord Morris指出：“受害人意识的丧失，并不排除其日常生活及所好活动被剥夺的现实性，只要此种剥夺是某种肉体损害所不可避免的后果。”[4]值得指出的是，在英国植物状态人的精神损害只限于对娱乐活动丧失的损害赔偿。[5] 2.西班牙最高法院于1990年将10MPTA（相当于60，101英镑）的精神损害赔偿金判决给处于植物状态的受害人。[6]法官认为，由于植物状态人的身体机能遭受了损害（functional incapacity），因而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损害的赔偿，应根据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失进行客观评估，至于是否能够感知则在所不问。

（二）采否定态度的国家在比利时仍认为植物状态人无感知能力因而不可获得精神损害赔偿。[11]有人指出比利时近期判例采认可态度（22岁的原告处于昏迷状态并且存活的机率很小，法院支持了他的精神损害的赔偿请求），但是，从法院的判决理由来看，法院是因为该原告的昏迷度从3级降到了2级，不能完全排除受害人无感知能力，因此才支持其精神损害赔偿。由此看来，笔者认为在比利时精神损害赔偿仍须以受害人具有感知能力为前提，原则上不认可植物状态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在荷兰，此问题在学理界一直争论不休，至今尚无定论。肯定者认为，根据“依公正而行事（seeing justice to be done）”的原则应当予以承认；但大多数学者则认为不具备感知能力就无所谓精神痛苦而持否定态度。[12]在西腊也认为要获得精神损害的赔偿，必须具有完全的精神人格（complete moral personality）或具有完全的意识，必须拥有感情（have emotions）和能够感知外界（receive massages from the external world）。[13]从这些反对意见中可以看出，这些国家仍然固守于传统的赔偿规则，认为既然感受不到精神痛苦就不存在精神损害，既然感受不到赔偿金的慰抚作用（这恰恰是精神损害赔偿的主要功能之所在），就不应享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因而得出否定植物状态人精神损害赔偿的结论。

在我国立法上，作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人的受害人是否可以是植物状态人的问题没有涉及。笔者认为，在我国肯定植物状态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具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因此，应当借鉴持肯定意见国家的作法，明确规定植物状态人可以成为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人。

更何况，法律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并不必然应当遵循严密的逻辑规则。我们不能拘泥于概念法学而剥夺受害人之权利，[20]不能拘泥于某些含糊不清的概念而忘记侵权行为补救无辜受害人的职责。[21]再次，从公共政策的考量来看，承认植物状态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并不会导致诉讼泛滥及侵权人责任的无限扩大。行为人积极有效的作为，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因所在，因此，对于侵权损害的赔偿责任，侵权法通常会基于公共政策的考虑而加以限制，以避免恶意诉讼及诉讼泛滥，避免行为人陷入永无安宁之日的困境，从而保障人们积极有效地作为，促进社会的发展。[22]在精神损害的赔偿责任上更是如此，各国一般都采取谨慎的态度。而承认植物状态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完全符合此种精神。因为受害人处于植物状态是因颅脑遭受严重的创伤所致，其损害后果具有严重性、非普遍性的特点，而且受害人是否处于植物状态也有着医学上的鉴定为证，因而并不会引发诉讼泛滥的隐患或妨碍人们的积极作为。

最后，从法的价值判断来看，在一度忽视个人权利的我国，扩大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尤为必要。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反映了法律基于人文关怀的一种价值判断。人的尊严、精神世界的安宁已成为法律所应首要保护的东西，也正因为此，扩大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已成为近代法律发展的趋势。[23]仅仅因为不能感知精神痛苦，而不承认植物状态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这无疑使受害人雪上加霜。尤其在长期以来忽视公民个人权利特别是人格权利的我国，承认植物状态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具有重要意义。

在我国的司法实务中，由于精神损害的难以量化性及相关法律规定的可操作性不强，精神损害赔偿额的确定一直是一大热点和难点。被学者誉为“第二里程碑” [24]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十条规定了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额的六个参考因素：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害的具体情节、侵权行为的后果、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及受诉讼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结合此条规定，笔者认为，在植物状态人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上，由于其精神损害具有客观化的特点，是一种“名义上的精神损害”，此种赔偿更多的是一种安抚和慰藉，因此，在考虑赔偿数额时，侵权人的过错程度及侵害的具体情节等带有惩戒性质的因素可不必予以考虑，而主要是考虑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其次是诉讼地的生活水平。在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中，主要考虑的是受害人的损伤程度，其次是因此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

至于经济能力是否应当作为考虑因素之一，我国学者持肯定态度。[25]有的学者认为仅应考虑加害人一方的经济状况，[26]《解释》第十条就是采取此种观点；也有的认为当事人双方的经济状况都应当考虑，[27]日本学者也持此观点。[28]笔者认为，在精神损害赔偿额的确定上，无论是侵权人的经济能力还是受害人的经济状况都不应予以考虑。考虑侵权人的经济能力主要是为了避免因侵权人经济能力较差而导致判决无法执行，然而，在司法实务中，司法判决不能执行是常有之事，仅因判决无法执行的考虑而根据侵权人的经济能力做出不同的裁决，这不仅是对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基本理念的违背，同时也是对民法公平、公正基本原则的背离。而考虑受害人的经济状况，因其经济状况的好或差而减少或增加其赔偿数额，这种再度分配并不是侵权损害赔偿的职责。既然是在相同的情形下，遭受了相同的伤害，就应当获得相同数额的精神损害赔偿额，而不能因为当事人的贫富差距、贵贱等级而有所差别。若因侵权人经济能力较差或受害人经济富裕从而减少赔偿金的数额，则无异于使被害人自己承受其精神损失，与损害赔偿的初衷相违背；而若因侵权人的经济富裕或受害人经济状况差而增加赔偿金的数额，则无异于使侵权人负担超过其责任的赔偿，与损害赔偿的宗旨相背离。在英美，确定损害赔偿时遵循“社会地位及财产状况无关性（irrelevance of social and economic position）”的原则。 [29]在法国，损害赔偿的确定仅考虑受害人所遭受损害的大或小，而不考虑责任人的富裕程度，也不考虑受害人的需要。[14]（P121）因此，当事人的财产状况不宜作为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额的考虑因素。

总的说来，植物状态人的精神损害赔偿额不宜过高，因为此种精神损害赔偿更多的只是一种象征和安抚。各国在司法实践中也大多采取植物状态人的精神损害赔偿额低于一般受害人数额的做法。[30]毕竟一般受害人真实地感受了所遭受到的全部精神损害，毕竟不同于不具备感知能力的植物人情形。至于植物状态人的精神损害是否要求举证，笔者认为，由于其精神损害赔偿更多的是一种名义上的，因此，只要加害人实施了侵害行为，并导致了受害人处于植物状态，则推定其存在精神损害，而无需原告加以证明。当然，由于具有原告资格的受害人处于植物状态，此诉讼由其家属代理进行。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一个活着的运动着的制度，它需要总结，更需要前瞻。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肯定权利主体的精神权利、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理论已经越来越占据主流地位。对植物状态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予以承认，符合侵权法尤其是损害赔偿法的意旨，符合法的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已是现代法之大势所趋。尤其基于我国长期以来忽视公民个人权利特别是人格权利的现实，植物状态人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在我国法律中予以规定，并通过学术理论的探讨和实践经验的积累而日臻完善，将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