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医疗是一块法律“飞地”吗思维导图

我们知道，重大手术、疑难病例恰恰是过度医疗行为广泛存在和易于突出集中表现的两大“阵地”。近年来陆续曝光的“天价”医疗多发于重大手术，多以“疑难病例”为掩盖。不难设想，医院只要遵守了上面这条制度，许多过度医疗事件是可以防止的。

另外，《医院工作制度》的第3项设计了“请示报告制度”。它规定，“凡有重大手术、重要脏器切除、截肢、首次开展的新手术、新疗法、新技术和自制药品首次临床应用时”，“必须及时向院领导或有关部门请示报告”。

第7项设计了“医疗登记、统计制度”。它规定，“医疗质量统计，一般包括出入院数、治愈率、病死率、床位使用率、床位周转次数、平均住院天数、病员疾病分类、初诊与最后诊断符合率、临床与病理诊断符合率、手术前后诊断符合率、 无菌手术化脓感染率、 手术并发症、以及医技科室工作数量、质量等”。

第20项设计了“处方制度”。它规定，“对违反规定，乱开处方，滥用药品的情况，药剂科有权拒绝调配，情节严重者应报告院长、业务副院长或主管部门检查处理。”

第29项、第30项、第31项还分别设计了“会诊制度”、“转院、转科制度”和“病例讨论制度”。

另外，1994年9月开始实施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再次规定：“医疗机构以救死扶伤，防病治病，为公民的健康服务为宗旨”。还规定：“医疗机构施行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应当取得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时，应当取得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

药品管理和设备方面的禁止规定

本文刊于《法律与生活》杂志2009年4月上半月(总第391期) 2000年1月，国务院发布了《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它以“加强对医疗器械的监督管理，保证医疗器械的安全、有效，保障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为宗旨，规定了医疗器械分类管理等制度。

医务人员管理方面的禁止规定

过度医疗的法律追究

针对过度医疗的法律追究目前主要体现于民事追究。而对过度医疗的刑事追究，存在需要立法解决的问题。

行政追究

《医院工作制度的补充规定》规定，“对医德考核成绩差者，应进行批评教育;对于严重违反医德规范，触犯行政规章及法律者，应给予相应的处罚”。

《执业医师法》规定，“未经患者或者其家属同意，对患者进行实验性临床医疗的”、“利用职务之便，索取、非法收受患者财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或者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动;情节严重的，吊销其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药品管理法》规定“药品的生产企业、经营企业、医疗机构在药品购销中暗中给予、收受回扣或者其他利益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1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的营业执照，并通知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由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吊销其《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刑事追究

修订后的《刑法》第335条规定，“医务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不过，自2002年9月《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不再鉴定医疗责任事故以来，执行这条规定已经很难。该问题已经存在七年，应立法解决。

民事追究

过度医疗行为的“过度”需要由专门机构鉴定。目前合法的鉴定机构主要包括司法鉴定机构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组(由医学会临时组织)两种。二者在监督的程序上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组的鉴定，因其属于肇事医生在肇事医疗机构当地的同行来对医患双方的纷争做裁切，鉴定专家个人不用在鉴定书署名等，而属于中国仅有的制度。在国外，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采取这样的制度。

这一点，也需要国家立法给予改进。

但是，过度医疗的民事过错，从前述法律禁止的各项规定上还是可以做基本的判断。毕竟，医疗行为合法，是其正当的基本前提。

另外，2002年4月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04年5月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两部司法解释都是追究过度医疗重要的法律依据。而前者规定的医疗侵权“举证责任倒置”成为我国司法保护弱势群体的标志性规定。

除了诉讼外，《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还规定了调解的制度。多年来各地也在积极探索调解解决民事追究的机构、程序、方法等。另外，大家对国家正在制订的“新医改”能够更加有力地防范过度医疗也抱有很大希望。

(本文作者为“医疗纠纷律师网”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