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事故举证责任评析 思维导图

从侵权行为法的渊源来讲，医疗事故侵权责任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曾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但医疗事故案件属于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侵权损害赔偿案件，此类案件如按一般过错责任原则由患者证明医疗机构及其医护人员在诊疗过程中有过错，对于患者显然过于苛刻。因为虽然从本质上说医患关系是医疗服务合同关系，医患双方是平等的，但由于双方在知识结构、信息量的占有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决定了他们事实上的不平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知识结构和能力的差距。由于医疗行为专业性很强、治疗过程本身又具有极为精细和隐秘的技术要素，而医疗事故却往往又是在情况紧急、病情危重等情况下发生，加之患者个体差异的区别，所以，患者仅凭自己的知识和能力难以证明医疗机构存在过错，更难以证明存在因果关系，尤其是间隔时间较长的医疗纠纷，由患者举证更加困难，患者所掌握的只是自己受损害的事实。

(二)、信息占有的不平等状态。在医患关系中，医方占有大量的医学理论、技术手段，控制着进行诊疗过程中获得的病情、患者的反映及治疗措施等信息资源患者只能被动地接受医方的处理。对于医方对症下药的医学依据、诊治措施，除了简要的如同“天书”般的病历记录外，其他的信息均不甚清楚，患者对信息占有量极其稀少。

举证责任的分配，是证据制度中十分重要的问题，关系到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和诉讼公平正义的实现。归责原则是确定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根据和标准，是责任的核心问题。一定的归责原则决定着责任构成要件、举证的负担、损害赔偿的原则和方法、减轻责任的根据。采用过错责任作为医疗事故的归责原则对于患者来说很难做到，对医疗侵权诉讼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必然设定过错推定原则。正如耶林指出的那样:“使人负损害赔偿的，不是因为有损害。而是因为有过失，其道理就如同化学上之原则，使蜡烛燃烧的，不是光，而是氧，一般的浅显明白”。该原则兼具有无过错责任原则和过错责任原则之长，即体现了承担责任的道德可行性又减轻了受害人的举证负担，因果关系推定规则产生于日本的公害案件，后来有向其他领域扩展的趋向，这都充分体现了民法的公平原则。

说这一新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符合现代民法的精神，还有一个医学上的充足理由，那就是证据医学的原理——医疗行为具有双重性，既可治病，也可致害。现代民法在体现民事主体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更加强调诚实信用以及禁止权利滥用。民事侵权法有一条原则：任何民事主体(包括法人)在进行某种活动时，有义务防止对他人的损害。

因此，一切医疗行为，包括疾病(身体)检查、化验、诊断治疗、护理及相关管理活动的全过程，医疗机构都应达到专业上要求的注意程度。而判断医疗行为是否达到注意程度的标准，必然要求医疗机构能举证证明所实施的医疗行为是必要的、合理的、安全的(此所谓安全，指医疗行为对人体的危害是在可预见的合理危险的范围内)。在这三个判斯中，必要性和合理性的判断，主要涉及医疗行为是否有过错，而安全性判断则主要涉及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对这三个问题做出判断是医疗机构的职责，医疗机构履行职责，实施医疗行为的过程，就是一个收集资料(证据)，以作出正确判断，采取合理措施的过程。如果资料收集不准确、全面，提出诊疗护理措施就可能会有错误，医疗行为就会给病人带来危害。因此，要求医疗机构对自己的医疗行为及安全性后果举证，其实质是一个自然法则问题，是医疗行为规律的法律化，符合自然公正的要求，更符合资源的配置要求。

困难之一

科学不是万能的，尤其是在医学科学中更有许多未知的领域，现代医学科学尚无法揭示生命的起源与本质，因此，我们人类对许多疾病的发生与发展，还存在着许许多多未解之迷。

      一方面，医学虽然也是一门科学，但“经验”在医学科学中却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人们常说“医学是人类在千百万年以来长期同疾病斗争的结果”，而经验是不一定要讲出道理来的，也不需要证明的。如针灸为什么可以治病?是谁也无法解释清楚的；另一方面，疾病的原因比较复杂，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几种因素共同作用，其间的因果关系，也不能完全用“全”或“无”来表达对数种致伤原因共同作用引起一种损害的这种现象如何评估?谁是主要原囚?谁是次要原因?而这些都要求医院找到证据来一一加以证明，其中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

如曾经轰动全国的两脑瘫患儿诉湖北某医院人身赔偿案。此案医院败诉的关键就是举证责任倒置。原告认为，是温箱断电导致患儿受凉、窒息、缺氧，最终导致两患儿脑瘫。被告不否认温箱断电这一事实，但提出脑瘫患儿一般是由于先天遗传因素造成的，受凉不是主要原因。由于举证责任倒置,法庭要求医方对这一说法提出证明。但是许多疾病的病因还未搞清，有些疾病的病因还只是停留在假说阶段，脑瘫的病因就是如此，因此，医院无法证明而被判败诉，承担巨额赔偿责任。

困难之二

在很多案件中，患者往往状告医生在医疗过程中未能尽到告知的义务，而使患者出现意外和并发症，甚至死亡。比如:某医生因为给一位哮喘病人注射庆大霉素，发生了过敏性休克而致病人死亡，这本来是无法预料的情况，属于医疗意外。然而，患方却认为医生在给病人注射药物以前，未把发生这种意外的可能性说明，即未能尽到告知的义务。这就给医生出了一道难题。俗话说“是药三分毒”，加之病人存在个体差异，即使是药典规定的药品剂量，病人发生严重不良反应，甚至死亡的情况也不少见。是不是医生在给病人用每一种药之前，都得把可能出现的任何一种意外和副作用交待清楚？现在教科书上未能写明的也得去查阅最新资料再报告患者，征求病人意见是否愿意冒这个风险，让病人和家属签字后再用药？哪些副作用和意外需要交待、怎么交待?交待后怎么签字画押?医生用药前的交待应该依据产品说明书还是依据药典?

      具有代表性的是在2003年“两会”上，广东省人民医院院长林曙光代表向大会提交了一份议案，从医院的种种难度出发，建议暂停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倒置”。这基本代表了规定实施以来医疗界的意见。

在医疗侵权案件审理中，如果举证责任倒置，作为应对办法，临床工作中的 “防卫性措施”必将产生。

      比如:对感冒做血生化全项化验，甚至做CT检查等，因为很多疾病的早期症状酷似感冒，如果有病没有查出来就是漏诊!所以最昂贵的方案就是医生的最佳处置方案，结果导致医疗成本上升。这个简单的事例就表明“防卫性措施”已经产生，医方这样做在医疗纠纷案件中或许可以十分出色的履行举证责任，把自己置于有利地位，但最终受害的还是病人。同时，临床工作中，医护人员为了保险求稳，不轻易引进新技术，对急危重症患者在未明确诊断前不轻易行具体诊疗措施，这对患者疾病的治疗和康复来说，是非常不利的一面。

应该说，以上的说法都各有一定的道理，对于这些矛盾的解决，我个人认为应做好下面几方面的工作:

(一)、增强医疗机构的举证能力

(二)、分散医疗机构风险、增强患者就医能力

[1]《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四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