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步步为营更是对医疗体制的不信任医患关系恶化罪魁祸首是医疗体制不公思维导图

这里马上就切入到体制问题：医生开贵价药、动不动就要检查是否为了提高医院的赢利从而也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这种疑虑的指向难道不正是公共医疗市场化的体制吗？因为如果不是与利益挂钩，谁都会相信医生不会乱开贵药。在政治学上有一条道理：在坏的体制下好人也会变坏。这里的关键并不是看病贵的问题，而是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使利益驱动导致的看病贵，从而导致的不信任感。第二，目前最普遍发生医患紧张的人群是什么人？似乎很少人问这个问题。其实谁都知道，这个人群就是最广大的老百姓，而权贵们一般是较少陷入这种紧张之中的。坊间有一种说法，说全中国全部医疗资源中的80%都用在极少数人的身上。尽管这一数据有待证实或证伪，但显然有全额公费报销的人只怕你不开贵药、只怕你不用上最贵的进口设备，哪来的不信任？那么，从这里难道不可以提出这样的疑问——目前我国公共医疗资源的分配真相究竟如何？难道在最广大人口中普遍蔓延的医患紧张关系与这种少数利益集团人为地垄断最大部分、最优质的医疗资源的体制毫不相关吗？

在这个问题上，主流话语偶尔也会承认“医疗资源过度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医疗保障投入不足”，但这种表述说轻点是避重就轻，说严重点是似是而非的故意混淆：对于大城市里的千万百姓，医疗资源什么时候“过度集中”在他们身上了？所谓的“投入不足”更是说得好听，全中国有多少人口根本就没有了医疗保障？在医疗资源极度不公平、不正义的分配体制下，难道依靠道德说教、提倡信任和沟通就能抚平在最广大的人口中因资源紧缺、利益冲突而造成的信任极度创伤吗？第三，关于“全程录音”和“步步签字”这种被认为是极度不信任的现象，固然是与医疗常规、法律依据、医疗诉讼、责任区分等问题有着直接的联系，但是目前的讨论却无法走出这个死结：录音、签字并非是造成不信任的原因，而是不信任的结果；在无法消除不信任的情况下，谈什么共同心愿、医生压力等等都是很无力的。其实，录音固然是包含有对医生的不信任，签字固然是为了撇清责任，但这两者同时都更有对处理医疗事故体制的不信任。因为好的事故处理体制必然包含有公平与正义的程序、有公信力的责任检测机构、有公开透明的新闻监督机制，只有当这些必要的保障都确凿无疑地存在和可以操作的时候，病人才不会依赖于以一己之力收集证据，医生才不必如此厚颜地步步为营。

有人或许会认为，体制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因而说了也是白说。当然，这种悲观论不无道理，因为改革这种医疗体制的权力掌握在正在和将于继续享受这一体制所带来好处的人的手中。因此，即便只是单纯的逻辑推论也会使人想到：如何使权力不那么集中地掌握在这些既得利益者的手中呢？——这不是又往体制改革方面登上了一个台阶吗？！（作者系第九届广东省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