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冲突：一场两败俱伤的对抗思维导图

她让她们坐下，接着边登记边问：“孩子多大了？”

妇女没有回答她的问题，而是突然说“医生，等一下”，然后举着手机对着她按了几下键。

“怎么了？”医生很疑惑。

“我们全家都很宝贝这个孩子，带得很精心。她不怎么上医院，我要把她看病的过程录下来。”妇女说。

“哦，那你应该对着你的小孩拍呀。”

妇女下面的话让医生愕然：“我们家里人都觉得现在医院很黑，医疗差错很多，我怕在我的小孩身上出什么岔子，所以我要录音为证，如果没什么不好，过几天我就把它删掉。”

做了这么多年的医生，见过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却没有想到她会成为这样一个“纪录片”的主角。当时，她的心里只有一个感觉：愤怒。她停下手中的笔，直直地盯着妇女，不知道过了多久。

这位儿科大夫还不是第一个遭遇这种情况的医生。在她之前，就有医生向《人民日报》记者白剑峰抱怨说，有的患者看病时，居然带着录音笔、摄像机，将医生的一言一行都记录下来，以便随时“对簿公堂”。

“这样的环境怎么做医生？如果白求恩活着，恐怕也要回加拿大了吧。”儿科大夫虽然最终完成了这场尴尬的门诊——给那个伤风感冒的孩子开了一瓶“艾畅”，并在病历上注明“3日后复诊”——但是，她却对当初学医的选择产生了怀疑。

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不好的事情

被人提防的感觉不好受，被人饱以老拳的感觉更不好受。在王保人的村子里，像小李那样动武的人没有几个，因此王保人至今也没有跟谁刀枪相向过。然而，放大到更广阔的区域内，医患之间的暴力事件就变得频繁起来——

中国医师协会的调查发现，平均每家医院发生医疗纠纷66起，发生打砸医院5．5起,打伤医师5人。为了平息一场纠纷，医院要付出10.8万元的赔偿款。这样的结果让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原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大为吃惊。

作为一名老主治医师，殷大奎素来认为，医生和患者应该是同一战壕的战友，他们共同的敌人是病魔。正是依靠着彼此的信任和合作，人们才能够去病除疾保持健康；正是依靠着彼此的信任和合作，医生才敢冒险尝试新的治疗方法，医学才能不断地前进。然而，现状却是：“战友”反目成仇、怨声载道。一些医生放弃战胜疾病的广阔地带，掉过头来把精力主要放在防患者、和患者斗上。2月9日，他在人民网接受访谈时不无痛惜地说：“目前的医患关系可以说是我们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不好的事情。”

更令人痛惜的是，这是一个两败俱伤的游戏。虽然骂名和拳头落在医生身上，可是伤害也留在患者心里，有时候这个伤害甚至更深。在过去5年中，患者治疗付出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惊人地增长。2000年，人均住院费用才3000元多一点；2005年，这个数字就增长到了4661.5元。

一位研究人员在注释这“最不好的事情”时说：“从医生、患者、医学科学3个方面看，谁也不能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任何有益的发展和进步。”

第三只眼

虽然医患关系在哪个国家都是难事一桩，但是这样严峻的局势仍然让外国医生感到惊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皮肤科教授Gerald Lazarus在中国某大学做客座教授时就见到过他所谓的“不可思议”的情景——

那是个神经外科医生。他的病房里有人吵架，他赶去处理。一名年轻人的父亲刚刚死于脑瘤。当儿子的因为迟迟拿不到父亲的X光片而大骂护士。这位医生过去劝他，结果他拿起镜子向医生丢去，切断了医生胳膊的韧带、神经和动脉。这对一位外科医生来说，如果治疗不好，就等于职业生命的终结。

北京一家媒体援引一名居民的话说，医生挨打活该，因为他们只想赚钱，不管病人死活。中文网站聊天室里充满声讨医生和医疗界的帖子。

Gerald Lazarus因此认定，在中国行医是危险的，中国医生“非常可怜”。尽管如此，对中国大部分医生来说，除了偶尔发发牢骚外，他们只能选择面对每天一拨儿又一拨儿排着长队的患者。

假如自我保护成为行医第一原则

一名姓董的年轻医生抱怨说，和国外相比，中国的医生不但辛苦，而且收入很低，在发生医患纠纷时，常常得不到保护。“医院领导躲得远远的，生怕误伤；医务科出面对患方说小话，无论有没有责任都自觉理亏；出现赔偿，医生护士自掏腰包；赔完钱，本来没责任，也会被认定有责任。如果患者打人，医院保卫科一般不敢上，甚至有的警察也看热闹。”

在中国医师协会的调查中，44％的受访医师认为，一些人民法院对医疗纠纷的处理显失公正，并且八成以上的人称“媒体对医疗纠纷的报道不客观”。

这种情绪正在带来一个严重的后果。当一些医生感觉到一只脚在病房，一只脚可能踏进牢房时，他们也许会视患者为“对手”，在治疗活动中将自我保护上升为第一原则。

一名资深医生曾经告诉记者：“我和我的同事，在平时的工作中，满脑子就是尽量不要干什么事情，尽快把病人打发走，别在我这里闹事就行了。结果就是，医患之间的矛盾加剧，直接导致后者的利益受损。”

在网络上，不满的情绪发泄更是俯拾皆是。“我们这里一些医院都开始消极怠工了。不积极收病号，不加床，高风险的手术不做，周六、周日不加班做手术。没必要把自己搞得那么累，费力不讨好。不知道再发展下去会怎样。”“兄弟们，在政府、媒体及民众均将所有矛盾归结为医生的黑、贪婪的恶劣环境下，工作悠着点儿。”

“假如自我保护上升为医生的第一原则，将带来非常可怕的后果。”医学科学院院长助理袁钟解释说，大家通常所说的医生为了自我保护让患者过度性检查还只是小事情，更可怕的是，面对不熟悉的疾病，医生不再敢去探索，本来有希望攻克的疾病或许就耽搁了，整个医学科学也会因此停滞不前。

显然，责任不能完全推给医生。“多年的政府投入不足，导致医院和医生从谋生到牟利，继而将原本在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推向敌对一方。”卫生部医政司原司长于宗河说，他相信整个医疗队伍是好的，“非典时期就是很好的例证”。

有数据显示，公立医院的支出中，政府投入的只占7％，有的三甲医院甚至只有3％，其他靠医院自筹解决。

怨恨在“遗传”

如果说对立情绪仅仅局限于一代人，解决起来或许并不困难。可不幸的是，怨恨总是“遗传”的。医患的对立不仅仅影响到现在的医生和患者，而且还影响到未来的医生、未来的患者。

在复旦大学医学院的BBS上，一篇名为“医生如何保护自己”的帖子在精华区挂了很久。该帖用条令的方式教导医（学）生：门诊的诊断须谨慎，尽量全面但模糊，留回旋余地，比如“黄疸原因待查”等；详细而且有选择地记录患者及家属的于病情治疗不利的要求及行为，部分要求其签字……目的无他，唯求自保。据说，很多医学生看后奉之为行医必备的“葵花宝典”。

自保的理念甚至走进了课堂。26岁的住院医陆嘉回忆说，大学里印象最深的就是老师讲的一个小事例：一个患者家属对手术不满意，和医院大闹起来，声称没有在术前告知他风险。医生就拿出谈话记录说，这有证据证明我们已经尽了义务。没想到，病人家属一把将谈话记录抢了过去塞进嘴里吃掉了。从那以后，这个医院把病例全都锁起来，以防被抢。

《医事》的作者讴歌，也讲过类似的故事——有一名医学生问她的导师：“梁老师，要是你在街上碰到喉头水肿或是气胸什么的病人，你会怎么做？”

梁医生头也不抬：“关我什么事儿？他家属送到医院来，我就处理。”

学生无奈：“要是在荒郊野地里，送不到医院来，那怎么办？”

梁医生：“我又不会到荒郊野外去！”

学生追问：“那万一呢！万一你就是在一个荒郊野外，没有别人，只有你，只有你可能救他！你会救他吗？”

梁医生终于抬起了头：“你想过没有，你能保证救得了他？万一他病情加重死了，你该负什么责任啊？有病例记录吗？有人证吗？”

尽管这只是个个案，但医患间的不信任可见一斑。曾在北京协和医院做了多年医生的于宗河老司长总是怀念他当医生的那个年代，“医生是多么受人尊敬的职业啊”。

有什么牢骚跟总理发

在今年1月8日召开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卫生部部长高强表示，卫生部要把优化医疗执业环境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在当地政府领导下，配合宣传、公安等有关部门，开展‘平安医院’建设，努力营造尊重医学科学、尊重医务人员的社会氛围。切实维护广大医务工作者的正当权益，坚决打击破坏医院秩序的违法行为。”

北京2月28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