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安二医院医患之争：是谁夺去她的生命思维导图

成洪珍并不知道，因为她的死，儿女们一直都在埋怨自己的三儿子刘安。

因兄弟姐妹都外地工作，只有刘安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父母生活起居、身体健康问题，便成了刘安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刘安从高原回到雅安父母身边后，一直细心的照料着双亲。

院方事后出具了一份“死亡通知”，而面对院方的这份“死亡通知”和病例材料，亲人的逝去，远远让亲人们伤心悲痛。

“死亡通知”上清晰得写着的“致死姓心律失常，猝死；腹泻待诊”十三字，也并没有吸引成洪珍家人更多的目光。

直到办完成洪珍的身后事，刘安的大哥才带走了一份“死亡通知”和病例材料，而正是带走的这份材料，才让成洪珍一年后的忌日充斥着这样一种不悦的气息。家人都责怪刘安没有照顾好成洪珍，没有选择一家好点的医院。

年忌完后的数日，刘安一直生活在“自责”和家人“埋怨”中，无意间看到媒体对因输液导致严重后果的一些报道，再回忆母亲当时的就医经过后，刘安便开始一遍遍仔细翻看院方提供相关的病历资料。

这样的翻看，让刘安开始坚信雅安市第二人民医院在为母亲治疗的确存在诸多不当，医院必然对母亲的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医疗责任。

慢慢的，刘安开始登录论坛，发贴质疑雅安市第二人民医院医治成洪珍过程中的种种不当。

看到贴子，记者对成洪珍之死产生了一系列，便和刘安取得了联系。

入院，检查

当时，成洪珍仍然脚步稳健，刘安想到母亲早上没吃东西，加之年事已高，想搀扶她老人家下楼，成洪珍却将刘安的手推开，自己坚持从五楼下到一楼街口。

到街口后，刘安正准备要拦一辆人力车或的士，也被成洪珍拒绝了。成洪珍说只是小病，自己能够走，雅安市第二人民医院又不远(从健康路过廊桥走两步就到了)，不需要坐车。

于是，由刘安和妻子夏燕陪同成洪珍走到南三路雅安市第二人民医院大门口。

那天看病的人多，刘安给成洪珍挂了个急诊，医生看后让成洪珍住院治疗。

办了住院手续，看着一楼电梯一直不空的成洪珍干脆又步行上了4楼。

到4楼后，成洪珍便在靠左过道位挨墙壁标有“49”号一张钢架床躺下休息，一会儿护士就将配好的输液瓶拿了过来。

刘安当时发现雅安市第二人民医院过道上人来人往，非常拥挤，环境不好(自然光暗淡)，便向医生提出，能不能考虑母亲成洪珍是高龄患者，调整一间条件稍好一点的病房医治。

医护人员告诉刘安说，这段时间床位紧张，患者的腹泻不要紧，输两天液就好了，只能把患者安排到过道临时病床治疗。

接着，护士按照医生的处方开始输液输药，在插好输液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当看到过道床位连温水瓶、盆子、板凳都没有，方觉得院方的的人性化服务做得不到位。

当天成洪珍住院前的常规检查中，医生给成洪珍开了抽血、化验肝功、检验大便等检查。成洪珍的呼吸、血压九项生理指标全部正常。

事后，刘安看到院方11点30分的护理记录也显示：体温是36点9度，脉搏是每分钟80次，呼吸每分钟是20次，血压计：120mmg；神志：清醒；沟通能力：正常：睡眠正常；唯有排泄和饮食两项异常。

“医生没跟我们说风险”

在输液之前，医生并没有告知陪在成洪珍身边的刘安输液过程中可能会有输液不良反应和风险。

在输液过程中，也没有看见医生护士来到病床问话，或者有针对性地观察护理，更没有告知刘安，成洪珍是“危重”病人随时有危险应特别重视。

第一组液体输完后，就开始换第二组液体，刘安并不知是什么药(成洪珍死后结合病历咨询业内人士才知是脂肪乳)，输了大约有40多分钟，成洪珍就明显感到身体出现不良反应，说心累、心慌、气紧，难受死了，还质问道医生输的是啥子药?一看成洪珍脸色青紫，手脚冰凉，连说话都是气喘吁吁的，刘安赶紧去找医生报告情况，要求迅速停药。

但并没有引起医护人员的警觉，大约八九分钟，才有医护人员过来停下正在输的液体，刘安坚决不让继续输下去了，可医护人员却说不要紧，患者输两天液就好了，于是又换上了下一组液体(也不知道是什么药物)。输上新一组液体后也同前面输的脂肪乳一样，医护人员便少有问津，只能看到他们匆匆忙忙、来来回回的身影。

输上第三组液体后，医护人员给成洪珍做了第二次心电图(刘安当时并不知道这道心电图是好是坏)。

下午15点50分，成洪珍开始全身猛烈抽搐，频繁拉稀，嘴里烦骂，但听不清烦骂什么，成洪珍这时身体状况急转而下，医生们才进入紧张状态，开始抢救，但抢救地点依然在“过道病床”。

在做无数次心电图，并用上了心电监护、氧气瓶等设备后，医护人员才与刘安进行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医患沟通”，医护人员告知刘安，成洪珍病重危重，正在组织抢救。

经过一翻抢救后，17点43分，医生宣布患者临床死亡，成洪珍就这样逝去了。

尽管怨声载道，但病人们普遍认为，有些病症住院会让他们的病好得快些。随访的18位病人中，有13位是听取医生的建议住院，5位病人是自己主动要求住院的。在听取医生意见的13位病人中，只有4位曾向打听所用药品情况，而医生的建议是：药用好了“好得快”、“避免转化成慢性病”等。已经吊水三天的李先生去复查的时候，医生向他建议 “再输三天，巩固巩固”。

病例乱码

刘安这样形容雅安市第二人民医院病历资料“自相矛盾，漏洞百出。”

病历是院方收治病人、观察病情，诊疗护理的临床工作记录，必须实事求是、一丝不苟填写，本着科学、客观地精神记录存档。

记者发现，雅安市第二人民医院提供出的死者成洪珍病历中的多数重要时间、医学概念等如乱码一样的“排列”。

病案首页上显示入院时间是11点40分，入院证上所写又是11点7分，体温表上又用手写显示是11点20分，记者不解的是一个病患入院时间为什么会出三种不一样的版本。

另外，成洪珍的死亡时间是下午17点53分，而院方的病历首页显示患者死亡时间是16点，而16点正是成洪珍输液后产生不良反应引起病情危重，正在治疗抢救阶段，还没有出院，院方难道能提前一个小时零53分钟决定患者应该死亡。

从雅安市第二人民医院的《一般病人护理记录单》到《危重病人护理记录》显示患者成洪珍是因腹泻入院，从“一般病人”到“危重病人”转化的，上面的白纸黑字说明成洪珍在输液前是一般病人。

刘安看着深吸一口气，不解的说：输液后，为什么一般病人就成了危重病人，母亲成洪珍入院前只是一个患有小病的人，输液前没有任何危及生命的病症，却输液输死了。而现在院方非要给她加上“心率失常”致死原因?

记者为探知成洪珍是否的确有心理疾病，在一份2009年9月22日雅安市人民医院的心电报告单上获得了有关成洪珍的只言片语，报告单上书“无异常”三字。

让刘安难以理解还不仅仅在这些问题。

就在成洪珍入院当天11点7分，接诊医生给成洪珍填写入院证时，便判断出患者入院前已属危重患者(加了个勾选项“危”)，但当时成洪珍还没有做过任何常规检查。病例“护理记录”上显示直到11点40分，医院才为成洪珍做常规检查和首次心电图。

同时，记者还发现这样一些问题，在对成洪珍是危重病人还是一般病人的认知“病例”显示完全不一致。

入院证和护理记录表明，成洪珍是危重病人和急诊患者(医生勾选项，刘安怀疑可能是院方患者死后加上)。

刘安说，如果母亲成洪珍的确入院便诊断为危重病人，那么，在收治入院时，就应当办理相关告知手续，更加应该特别监护。事实上，母亲成洪珍在入院治疗到抢救以前都没有医务人员采取过相关措施，开展过相关的观察护理，只是将母亲成洪珍当作一般病人安排在过道上医治、护理，漠然处之。

在院方病例“医患沟通记录”中，有这样几个字“患者因‘腹泻20年’入院”，当记者通过电话联系上成洪珍原单位甘孜州翁达林业局的一位老同事时，该同事说，成洪珍退休前长期在甘孜州藏区林业卫生战线工作，平时注意养生，作为全国劳模，所属州总工会和单位每年都要让成洪珍参加健康体检，未见一张报告单上显示过“心律失常”“腹泻”等疾病。

而刘安对母亲成洪珍在雅安市第二人民医院发生一系列问题，至今无法释怀。

“现在只有这个条件”

雅安市第二人民医院一位姓程的负责人告诉刘安，关于成洪珍的问题，是不是属于事故，院方说了不算，必须通过医疗事故鉴定才能决定责任。

刘安质疑说，现在雨城区卫生局并也不中立，我不想做医疗事故鉴定的专家也变得不中立。该负责人强调，专家是由你们选择后，才有院方认可的。

当刘安问及母亲成洪珍入院时，既然断定属于“危重病人”安排在过道上是否妥当时，却得到该负责人强硬的回答“现在只有这个条件”，同时强调，现在无法来说这个问题，现在只能由专家来评判，只能由法院来评判。

面对关于院方所提供病例为什么前后矛盾的问题，该负责人说，院方现在无法回答，也不想再做任何回答，所有应该回答的，院方已经答复过了。

“医生记录的什么，病人情况是怎样，所有的记载都在病例里，是错的也好，医生有无责任也好，病例都表现出来了”该负责人面对刘安质疑病例存在笔误回答说，“这不是存不存笔误的问题，客观上有误就有误。”

该负责人强调，就算医院有错，错多少，总要有一个裁判。

该负责人同时告诉刘安，你们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你们很好的证据，不管是通法院裁决也好，通过医疗事故鉴定也好，这些都客观不能改变的证据。病例写错，是客观事实；成洪珍死亡，也是客观事实，但是，两者之间是否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就必须要“裁判”来裁定，不然永远说不清。

刘安最后谈后医院没有履行告知义务，是否侵犯患者知情权时，该负责人回答，你可以起诉医院没有履行告知义务。

事后，记者对一些病患进行了调查，不少病患及家属认为，当伤患者在某医院进行医疗“意外”死亡，院方又会用诸多理由和借口来搪塞死者家属，或索性将死者家属推向医疗事故鉴定。

刘安在发给记者的一条短信写道：医方的态度强硬的背后是主管部门的撑腰!维权太难!

记者截稿之日，刘安依然无法面对自己和家人。

评论：

现实中,不难看出,过重的工作强度不仅给医护人员带来相当的压力,同样也极大地挤压了他们与患者之间更多的沟通与交流,医护人员给患者留下冷漠寡言的印象,因为缺乏沟通而导致误解和纠纷,也就在所难免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医护人员数量的不足,以及相关从业人员的超负荷工作,身心俱疲之下,谈“态度”的确显得有些奢侈。

消解医患纠纷,当然离不开医患之间更多的交流与沟通,但假如医疗工作根本没有给医护人员留出这样的时间,甚至连基本的交流与沟通都成为奢侈时,其实未尝不是引发医患纠纷的最大隐患。从这个意义上说,增加医护人员的配置,舒缓医护人员的压力,为医患之间提供更多交流沟通的保障,看似与患者关系不大,但却未尝不是缓解医患纠纷的必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