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离职医生的心声：我只有选择逃离思维导图

身边的朋友、同事及相熟的病人们都不理解我这行径。我毕业于名牌医科大学，勤学肯干、待人诚恳、水平不赖，多数内科的常见病均能漂亮地进行诊治。处方费用为整个科室最低，且从不收受病人红包。很多病人在我这里看过病后都喜欢再找我复诊或以后患病时首先咨询于我。曾被科室民主投票评为“医德高尚”，认为是科室最有前途的年轻人。

到底是什么使我在“生命所系，健康相托”的医学生誓言犹在耳，职业生涯正在平稳快速上升的时候毅然放弃呢？任何人坚持从事某一行业，必然会有他从该职业中获取并认可的回报。这种回报要么是社会地位、评价，要么是物质报酬，医疗行业当然也不例外。一个人的职业活动对社会有益，应该获得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信任，当他为社会贡献或者创造价值时，有理由要求获得名实相符的社会评价。职业生涯中，诚实劳动应该获得应得的符合他工作技术含量、社会贡献的报酬。而事实上又怎样呢？

在人群对医疗常识认知度尚低的社会中很容易形成人们对医院期望值过高，难以理解医疗行业的高风险性、复杂性和治疗结果的不可预知性等，以为医生总可以“妙手回春”，认为付出了金钱，理所当然应该换回健康。然而很多疾病并没有所谓的“灵丹妙药”或仅能用药物控制。而近代医学的高科技化、医药价格管理的混乱令医疗费用过高，患者承受压力太大，社会各种保障政策又难以覆盖，尤其是长期病患或经过“尽力抢救”无效花费了大量的钱财。加上政府对医疗行业的甩包袱，这样就很容易形成人们对医务工作者的积怨。医务人员也是普通人，他们在职业生涯当中必然也会有疏忽、有可能犯错。由于他们服务对象是人，他们的过失往往会导致患者人身的伤害。在信息发达的现代，这种过失往往被不负责任的媒体无限量地放大，加剧患者对医务人员的不信任感。

在法治健全的社会，任何人的犯错未经正当程序，是不得非法剥夺他们的基本人身权利的。但在我国又如何呢？

2006年5月26日，暨大华侨医院因患儿发热入院15小时后抢救无效死亡。患儿家属聚集60余人，强占儿科病区、门诊、围攻、追打儿科医护人员，阻挡医务人员开展医疗救治服务，致使儿科门诊停业、病区被迫关闭……前后共持续12天，导致两个临床科室关闭，直接经济损失200余万元；2006年4月10日，患者因注射“低分子右旋糖酐”后成植物人状态，患方家属聚集200多人在院内游行4小时，索赔金额1500万元。后经惠州市卫生局、法院、公安、区政府介入调解后，以院方无条件答应患者后续治疗费用而了结；我的一位大学同学毕业后分配在广州某医院，由于某病人自觉疗效不佳，认为医生用了他钱又耽误了他病情，于是拔刀捅进了正在为其检查的医生（我同学）颈部，幸亏抢救及时才保住了性命；我所在地区某医院，一名车祸致颅脑外伤病人经手术抢救无效死在手术台上。家属们认为手术前病人还没死亡，是手术中被医生“杀死”的。群情汹涌，整条村百余人围攻、殴打经治医生。扛着“杀人凶手XXX”标语堵塞医院大门。将为保护医务人员的警员约十人禁锢在接待室内长达7小时，不准进出不准送茶水以及大小便，扬言谁进出就打死谁。甚至上前劝解的院方负责人、医生、医院保安员及卫生局工作人员均遭受打骂，其中一名院长打伤致住院近一月。其他医务人员因为过失被患者告上法庭，被判承担巨额赔偿甚至入狱的例子也不少见。最近深圳某医院医务人员甚至需要头戴钢盔上班！由此可见，救死扶伤的医务工作者在当今社会严重缺乏社会尊重及人身安全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