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收治乱局危及每个人 思维导图

报告执笔人黄雪涛对《新周报·周末版》记者表示，希望借此传达“落实诉权”的呼声，当事人免受精神病医生权利滥用之苦，精神病收治制度更加完善。

报告援引多方数据指出，我国各类精神疾病住院期间没有任何纠错机制，投诉、申诉、起诉皆无门。一旦被收治，无论当事人怎样抗议，都没有第三方机构来处理异议。

这是大多数“被精神病”者面临的一个万劫不复的“制度性怪圈”，朱金红就是一个典型注脚。

据媒体报道，今年3月8日，朱金红被母亲唐美兰带人绑到江苏省南通市第四人民医院接受住院治疗。然而，除了个人讲述，唐美兰几乎没有其他论据可以证明女儿有病。据媒体记者掌握的线索，第四人民医院并未出示过任何可以证明朱金红有病的有力证据。在一份入院诊断书上，一些诸如影像学、实验室检测、心理量表测评之类的硬性数据全部缺失，唯一的依据就是唐美兰提供的“4年精神病史”。

被送入医院的朱金红心急如焚，她在医院中找机会向朋友、同学求救，她在医院的求救信引起社会关注，某媒体对此进行了采访报道，社会上反响很大。许多热心人士呼吁医院放人，有关部门就如何放人问题多次召开由人大、政法委、法院、妇联等部门参加的协调会。

正当大家都对朱金红短时间内出院不抱希望时，唐美兰突然同意接朱出院。14日下午，朱金红出院。此后，朱金红被软禁在家中，护照、身份证、银行卡等重要证件都被唐美兰控制，一直到后来被网友救出。

报告指出八大制度性缺陷

报告认为，我国精神病收治的混乱局面分为两个方面，“该收治的不收治”与“不该收治的却被收治”。

报告指出，我国尚未将对精神障碍的救治当做政府责任，绝大多数的精神病治疗主要由家庭系统来支持。国外精神卫生投入占卫生总投入的比例约为20%，而我国仅有1%。这有限的投入却要负担起占所有疾病中20%的精神疾病。

而大量不该收治被收治的“精神病人”，更凸显了法律制度的问题。报告发现，送治人与本属正常人的被送治人有明显的利益冲突，隔离治疗使送治人获利，而医疗机构也从中获取商业利益。

报告认为，精神病收治的混乱现状，原因在于制度上存在八大缺陷：强制收治没有门槛；强制收治没有程序规范；否认个人拒绝住院的权利；不经法定程序推定监护人；出院遵循“谁送来、谁接走”的规则；住院期间没有纠错机制，投诉、申诉、起诉皆无门；司法救济失灵；精神损害赔偿数额非常低。

因此，当家人出于利益冲突将当事人送进精神病院时，当事人就丧失了话语权，成为任人宰割的对象。而“医疗看护”制度完全没有防范错误和纠正错误的能力。

报告同时指出了造成精神病收治制度缺陷的深层原因，在于我国精神病医学理论存在三处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谬误。

首先，我国精神病医学否认强制收治的法律属性，把“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收治”看做“纯粹的医疗行为”，认为强制收治与人身自由无关，拒绝司法介入；

其次，我国精神病医学把部分强制收治当做自愿治疗。如果当事人拒绝住院，就把送治人的意愿看做是当事人本人的意愿，理论上把违背当事人意愿的“非自愿治疗”说成是“自愿治疗”；

最后，我国精神病医学用医学标准代替法律标准，将医学上的“自知力”作为判断当事人行为能力的标准，医生僭越法官的权力，给予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送治人以“监护人”的地位。

报告认为，确认住院精神病患者的诉权，是解决我国精神病收治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