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侵权诉讼时效思维导图

1、权利客体的同一性。所谓持续侵权行为是针对同一知识产权，否则就无所谓侵权行为的持续性，如对同一商标权的长期连续使用。这里的同一是指客体的同一，而非权利主体的同一性。即使对同一权利主体构成持续侵权行为，而权利客体不同，在对同一客体的侵权行为未能达到持续状态时，仍非持续侵权行为。

2、侵害行为或后果的持续性。侵害行为的连续性即对权利客体的不断侵害，因而，侵害了权利人的权益，此点，应是比较容易识别的。而判断侵害后果的连续性，则要看后果是否对权利构成侵害，如在擅自利用他人专利生产产品，其进入市场加以销售，在其整个销售期间内都是对权利人的侵害行为，但当全部产品均已销售完时，应视该侵害后果亦已完结，而不能将消费者使用该产品的期间亦视为侵害行为的持续。

侵权行为在大陆法系的民法典中是作为债发生根据之一于债编中加以规定的，任何人都有不侵害他人民事权利的义务(不作为义务)，侵权行为是对不作为义务的违反，应承担责任。依据传统民法理论“民事责任乃债务(损害赔偿债务)之成立原因，亦即(责任为因，债务(损害赔偿债务)为果)”。 [8]因而，侵权责任为一种债的关系，即受害人与加害人之间以请求赔偿和给付赔偿为内容的权利义务关系。 [9]我国有学者不赞成大陆法系传统上将侵权行为规定于债编中，主张将侵权行为独立成编，对侵权行为作系统的规定。 [10]其认为侵权行为是违法行为，其后果在本质上是责任而不是债，但另一方面，也承认至少在侵权责任形式之一即损害赔偿方面，属于侵权责任于双方间所产生的债。因而就知识产权领域内的持续侵权行为来说权利人因而对债权人享有一种损害赔偿之债权应属无疑。

在大陆法系中按债权的性质可分为一时性债权与继续性债权，一时性债权的内容具有确定性，时间的因素对其内容和范围不再起作用;而继续性债权的内容和范围系于时间的长短，时间因素在债权的实现上居于重要地位，因持续侵权行为而产生的损害赔偿之债随着持续侵权的时间推移，债权的内容不断增加，而非自始确定不变，实践中确定损害赔偿之债的数额须以侵权所持续的时间作为基准的，因而，不难得出对于知识产权人来说，知识产权持续侵权所产生的损害赔偿之债权为继续性债权。

按照民法诉讼时效理论，关于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应从受害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或损害发生时计算，我国专利法亦是遵循此种规定的起算点，将专利侵权诉讼时效的期间规定为2年，此种时效期间的起算对于一时的侵权行为应是恰当的，但是，针对持续侵权行为的时效期间起算是否亦能适用则不无疑问。

1、现有观点考察

1997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了全国部分法院首批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座谈会，对于连续实施的知识产权侵权诉讼时效问题，于会人士认为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侵权行为发生之日起至权利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之日止已超过2年的，人民法院不能简单地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判决驳回权利人的诉讼请求，在该项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期间，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被告停止侵权行为，侵权赔偿额应自权利人向法院起诉之日向前推算2年计算，超过2年的侵权损害不予保护。 [11]其后，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发布的《若干规定》中进一步明确会谈纪要中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只是增加了必须于起诉时侵权行为仍在继续，反面推论可得若起诉时侵权行为亦已停止，则仍不受保护。

2、损害赔偿诉讼时效适用理论评价及其构想

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无形财产权有其自身的特点，因而与物权有别，但其与物权联系甚为紧密，两者同为对世权而有别于债权;知识产权亦为支配权，权利人得根据自己的意志对权利客体进行全面支配并排除他人干涉。因而，知识产权又被称为“准物权”。 [15]在知识产权受侵害或有被侵害之虞时，依知识产权性质权利人对于侵权人有排除妨害或妨害防止请求权。这种请求权类似于物权的物上请求权，有学者将知识产权的此种保护请求权称作知识产权的物权请求权。 [16]

而关于物权请求权是否应罹于诉讼时效，各国立法与理论上没有一致结论，《德国民法典》第194(1)规定，要求他人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因时效而消灭。该法典902(1)第一句规定除已登记的权利产生的请求权，因超过时效而消灭，因此，在德国，非登记的物权请求权亦应罹于消灭时效。再看日本，其民法典未有明确规定，但日本判例则表明物权请求权不适用消灭时效的规定：“鉴于所有物返还请求权系物权的一个作用，非由此所生的独立权利，因此，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与所有权本身一样，不罹于消灭时效。” [17]日本的理论界亦持相同观点。我国台湾理论界对此亦有分歧，其中一种观点主张物权请求权不应罹于消灭时效，其理由是支配为物权的内容，若物上请求权适用消灭时效，则会造成一个无法恢复支配圆满状态的物权，从而产生畸形物权，一方面，所有权人不能请求物的返还;另一方面，占有人(用益权人)不享有所有权。这种学说会产生变态物权。 [18]梁彗星先生将物权请求权作内部区分为：返还财产请求权、恢复原状请求权、排除妨害请求权、消除危险请求权和物权确认请求权，认为前两种请求权罹于诉讼时效，而后三种不罹于诉讼时效。 [19]笔者赞成梁先生的观点，即使在同时规定消灭时效与取得时效的国家里，亦因两种时效的期间不完全一致，而造成变态物权的产生，尚且我国立法现仍未承认取得时效，作为“准物权”的知识产权的停止侵害请求权，只要侵权行为存在，权利人应不受时效的限制可得随时行使。最高院司法解释中所附的两个条件，应是仅为停止侵害请求权的行使而设的。

所谓“延迟告诉”原则，指原告不正当的迟延提起诉讼而至被告利益遭受损害，原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乃至全部诉求将被法院驳回。 [21]该原则的构成要件有二，其一，需不合理拖延。在英美法系中有一个不合理拖延期间，该期间从权利人尽勤勉义务后知道侵权行为发生之日起算，该种主张由被告举证，只要证明权利人客观上可得而知即可，而不需实际上一定知悉。 [22]此时，原告仍可以提出延迟告诉的理由进行反驳，如果成功则其拖延诉讼被视为可谅解的延误;其二，须被告有损害，此种损害可分为两类，一类为证据损害，即被告得以抗辩：被告的证据因原告拖延而发生的遗忘与丢失;另一类为经济上的损害，即被告进行了业务扩张或已进行了大量投入等。

英美法系中的“延迟告诉”原则虽然针对原告不合理拖延时对被告造成损害的情形下，补救诉讼时效的不足，软化其刚性规定，得以维护被告的既得利益以至于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但其属于英美衡平法上的一个原则，在普通法与衡平法合并后该原则一般只是在无时效规定时才予以适用的，另外，其针对商标，专利等不同的知识产权在适用要件，考量要素又有不同，因而，在笔者看来，无论是国内立法环境还是在实际司法运作上，该原则本身不宜被国内立法所移植，但就其适用中所考量的要素，利益平衡上的技术方面仍不乏值得我国借鉴之处。

所谓“失权”理论在大陆法系中属于禁止滥用权利的一种情形，又称“权利实效”，是除诉讼时效、除斥期间外另一对权利行使的限制规定。其以诚实信用为依据，是一种一般的法律制度，因而，对知识产权亦有适用余地。该理论的适用必须符合以下要件：其一，权利人的不作为必须给人产生了将来也不再行使此项权利的表象。就知识产权领域而言，诸如权利人在明知侵权事实真相，以其言语、行为或默视向侵权人传递的信息误导了该侵权人等情形;其二、侵权人的利益应受到保护。此一要件中首先侵权人必须感受到权利人制造的表象，这是他受到保护的前提，另外，因信赖这一表象而有了“信赖投资”行为，因此，权利人后来行使权利会对其产生比早些时候行使权利更为严厉的后果。 [23]以上两要件尽皆具备时，则权利人的权利包括损害赔偿请求权与停止侵害请求权都将丧失。

【作者简介】

李益松，单位为西南政法大学。

【注释】

[1]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是借鉴前苏联的立法经验而设立的，未能采用发始于罗马法并为大陆法系所沿袭的“消灭时效”概念，从词语的搭配逻辑，概念所涵摄的范围等诸方面，似乎皆应采“消灭时效”概念。参见：张耀波：“诉讼时效质疑”，《法学》92年第9期。

[2] 王泽鉴.民法总则 [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516

[3] 龙卫球.民法总论 [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697

[4] 孙德生.对专利侵权诉讼时效方面相关问题的探讨 [A].郑成思.知识产权文丛(第二卷) [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87-188

[5] 张广良.知识产权侵权民事救济 [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245-246

[6] 王利明，杨立新.侵权行为法 [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8-9

[7] 同上 [5]，212

[8] 郑玉波.民商法问题研究(一) [M].台：永浴印刷公司，1983.113

[9] 同上 [6]，8

[10] 魏振赢.民法 [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676

[11]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国部分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1998年7月20日发布，法 [1998]65号。

[12] 汤宗舜.专利法教程 [Z].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250

[13] 张玉敏.知识产权法 [Z].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第二版).36-38

[14] 崔健远.继续性债权与诉讼时效 [J].人民法院报，2003年第8期

[15] 同上 [13].21

[16] 张农荣.论保护知识产权的民法方法——以请求权体系为中心 [A].刘春田.中国知识产权评论(第一卷) [C].北京：法律出版社，342

[17] 日本大审院判例大正5年6月23日民承，第1161

[18] 梁彗星.中国物权法研究 [Z].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100

[19] 梁彗星.民法总论 [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272-273

[20] ] [德]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 [M].邵建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115

[21] 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 Inc. v. Alexander， 614F. 2d 474(5th Cir. 1980)

[22] 同上 [ 5]. 253

[23] 同上 [20]，115-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