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法诉讼时效制度之构想思维导图

诉讼时效的客体，即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对此大陆法系各国主要有三种规定：一是将请求权作为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德国法采此例。二是将债权以及债权和所有权以外的其他财产权作为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日本法采此例。三是未明确规定诉讼时效适用于何种权利，法国、意大利、俄罗斯等采此例。我国民法草案仍然保留民法通则的规定，认为诉讼时效期间是请求人民法院保护民事权利的期间(草案第99 条) ，似乎任何民事权利均受诉讼时效的限制。事实上，我国的判例和学说一致认为，诉讼时效的客体仅为请求权。因为支配权无时间限制之必要，抗辩权不单纯依时间之经过而消灭， [3]形成权则有除斥期间之限制。因此，建议在我国将来的民法典中应明确规定诉讼时效的客体为请求权。

诉讼时效的客体为请求权，但并不等于任何请求权均有诉讼时效的限制，在特定情形下，为了保护权利人的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为了体现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有些请求权不得适用诉讼时效，比如基于亲属关系发生的请求权、解除共有关系的请求权、相邻关系的请求权、分割遗产的请求权、变更登记请求权等等，均不因时效而消灭。[4]此外，民法草案还应主要考虑以下两种情形：

请求有诉讼请求与诉外请求之分，诉讼请求即是起诉，诉外请求则是权利人对于因时效受利益之当事人，而于诉讼外行使其权利之意思表示。起诉作为时效中断的事由于大陆法系各国普遍承认，唯对诉外请求能否作为时效中断事由而有三种立法例：一是不承认诉外请求为中断事由。大陆法系多数国家如法国、德国、瑞士、俄罗斯、泰国等均沿袭罗马法的作法而采此例。二是承认诉外请求为中断事由，采此例者只有我国民法通则第140 条，该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我国民法草案仍然沿袭了这一规定。三是将诉外请求只作为相对的中断事由，即在提出请求后必须在法定的期间内提起诉讼，方可导致时效中断的后果。日本民法和我国台湾民法采此例。日本民法典第153 条规定：“催告，除非于其后六个月内为裁判上的请求??不发生时效中断的效力”，即单纯的请求并不能绝对地中断时效，必须在请求后的六个月内起诉，才从请求之日产生时效中断的效力。如果在六个月内不起诉，则视为不中断。日本民法之所以如此规定，是考虑到当时日本的国情(律师数量少，当事人请求其援助较为困难) 和习惯(日本国民习惯于暂不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而等待情况的变化) 两个因素。[8]

(1) 将请求作为时效中断的相对事由也符合我国的文化传统与国情。中华民族素以无讼为荣，所谓“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孔子也讲“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9]就是明证。肯定请求为相对中断事由，可以避免当事人动辄兴讼、争胜斗气的弊端，同时可减轻法院讼案累积的压力。此外，我国的律师数量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对较少，加之经济水平有限，因而请求律师援助较为困难。

(2) 请求作为时效中断事由，以提出请求后一定期限内起诉为条件限制，可以防止因权利人的不断请求所导致的权利义务关系长期悬而不决的局面，有利于法律秩序的稳定。

(3) 请求后在一定期限内不起诉，视同不中断，更具有合理性。因为权利人提出请求后，义务人如果应其请求而履行义务的，法律关系消灭，社会秩序得以确定;如果义务人对其请求置若罔闻，权利人只能通过起诉请求司法救济，倘若在相当期间内不起诉，则可推知其无行使权利的决心，此前的请求犹如风吹波起，如今则风静波平，所以法律视为不中断。

权利人因自身以外的客观情况导致其无法行使权利以中断时效时，各国法律一般通过时效中止制度、时效不完成制度和时效停止制度变相延长时效期间，以使权利人有机会行使权利以中断时效。所谓时效不完成制度，是指在时效期间将近终止之际，因有请求权无法或不便行使之事由，法律乃使已应完成之时效，于该事由终止后一定期间内，暂缓完成，从而使因时效完成而受不利益之当事人，能够利用此不完成期间行使权利，以中断时效。[11] 如我国台湾民法第139 条规定：“时效之期间终止时，因天灾或其它不可避之事变，致不能中断其时效者，自其妨碍事由消灭时起，一个月内，其时效不完成”。所谓时效停止制度，是指时效开始进行或正在进行之际因有法定事由的存在，时效不开始起算或停止进行，待法定事由结束之后开始起算。如法国民法典第2253 条规定：“夫妇间停止时效的进行”。所谓时效中止制度，是指时效即将终止之际，因法定原因的存在使时效停止进行，待法定事由结束后时效继__续进行。法国、瑞士民法只规定了时效的停止，日本民法典只规定了时效的不完成，前苏联民法典只规定了时效的中止(现行的俄罗斯民法典也采此例) .德国民法典则同时规定了时效停止和时效不完成。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仿照日本民法只规定了时效不完成。

鉴于上述弊端，笔者认为，我国民法典在设计诉讼时效制度时，应取消时效中止制度，代之以时效不完成制度，即规定在时效终止之际，出现了法定的妨碍权利人行使权利的事由(即不完成事由) ，在此期间时效虽然不停止进行，但当妨碍事由结束后，不管时效实际上是否完成，法律均规定在一定期间内不完成，只有在该法定期间内权利人没有行使权利或中断时效的，诉讼时效方可完成。这样规定的益处：一是可避免前述对权利人保护不周的弊端，使权利人在不完成事由终止后有一定的准备或清理时间;二是规定了时效不完成制度，在客观上也能取代时效延长制度;三是可以继续发挥与时效中止制度相同的功能。至于不完成事由，可依照台湾民法的规定分为两类，一类是权利人无法行使权利的情形，包括不可抗力、继承以及无法定代理人三种;另一类是权利人不便行使权利的情形，包括夫妻相互之间的权利以及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对于其法定代理人的权利两种。

早在罗马法上就有一项重要原则，即时效只能由当事人主张而不能由法院主动援用。[12]大陆法系多数国家继承了这一原则，禁止法庭主动适用诉讼时效。例如，法国民法典第2223 条规定：法官不得主动援用时效的方法。日本民法典第145 条也规定：除非当事人援用时效，法院不得根据时效进行裁判。瑞士债务法第142 条也规定：审判官不得以职权调查时效。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典虽未明文规定，但学说与判例一致认为法官不得依职权主动援用诉讼时效。我国民法通则对此没有任何规定，在司法实践中较为混乱。此次民法草案也未有任何规定。由梁慧星教授主持起草的《中国民法典总则编(条文建议稿) 》第192 条规定：“时效必须由其受益人或者受益人的代理人通过诉讼或者仲裁主张，才能适用。__法院或者仲裁庭不得依职权适用时效。”笔者赞同这一规定，理由在于：

诉讼时效制度主要是针对社会经济秩序而设计的一项制度，其目的是为了早日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稳定现存的社会经济秩序，而在人的生命、身体、健康等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只涉及加害人与受害人的损害赔偿法律关系，一般与社会经济秩序无关，因此在适用诉讼时效之时应与其他请求权有所区别，即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明确、受害人对自己遭受的损害充满悲愤，但由于某些特殊事由致使时效期间经过，法官可基于公平正义的考量，运用自由裁量权酌情排除诉讼时效的适用，以便保护弱者的利益。

我国基于大陆法传统，在制定民法典时可借鉴日本判例的两种作法，一是明确规定对于因人身伤害或死亡产生的赔偿请求权，其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应为受害人知道损害及加害人，并且认识到加害人的行为是侵权行为之时;二是明确规定加害人援用时效应依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不得滥用自己的时效抗辩权。值得注意的是，由梁慧星教授主持起草的《中国民法典总则编(条文建议稿) 》第201 条规定：“人身伤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虽然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但认定请求权基础事实的证据完整、确凿，且加害人有赔偿能力，适用时效完成的效果显然违反社会正义的，人民法院有权决定不适用时效。”这一规定有利于保护弱者的利益、维护实质上的公平正义，是自罗马法以来诉讼时效制度史上的首创，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注释：[1] 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 年版，第267 页。

[2] 参见余启昌：《民法要论?总则》，北平朝阳学院1932 年版，第216 页。

[3] 参见郑玉波《论抗辩权》，载郑玉波：《民商法问题研究》第四册， 台湾三民书局1980 年版。

[4] 参见[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总论》上册，王晓晔、邵建东、程建英、徐建国、谢怀译，法律出版社2003 年版，第334 页。

[5] 参见王伯琦：《民法总则》，台湾三民书局1979 年版，第217 页。

[6] 参见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631 页。

[7] 参见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523 页。

[8] 参见邓曾甲：《日本民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95 年版，第85 页。

[9]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 年版，第128 页。

[10] 前引〔6〕，史尚宽书，第683 页。

[11] 郑玉波：《民法总则》，台湾三民书局1979 年版，第376 页。

[12] 参见梁慧星：《民法时效研究》，载《中国民法经济法诸问题》，法律出版社1991 年版，第131 页以下。

[13] 参见于敏：《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消灭时效》，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2 卷，金桥文化出版(香港) 有限公司2002 年版，第191 页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