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权保护论思维导图

根据2002年2月20日公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因在此案中，医院并未造成患者的人身损害的事故，而是造成了赵孙两家的财产损失和精神痛苦，故不属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调整的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的规定，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它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故此案应属于医疗事故以外的侵权行为，应在《民法通则》及其配套司法解释中寻找相应的请求权基础。

亲权一词，在现代各国民法和学说中有其特定的内涵。从语义学的角度来说，亲权在德文中表述为elterlicheSorge，直译为父母的照护（Sorge意为关怀、照护）。在法文中表述为autoriteparentalo，直译为父母的职权。照护、职权等词本身就有强烈的义务色彩，意味着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从法律规定上看，各国在关于亲权的规定中，既规定权利，同时也规定有义务。在实践中，对子女的人身财产进行保护教养和监督管理当然既是权利，也是义务。所以说权利义务的一致性是亲权的根本性质之一。在学术著作中，对亲权概念的界定有以下几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亲权是父母保护教养未成年子女的权利义务总和。[5]另一种观点认为，亲权是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的身心抚养教育、监护和财产管理的权利。[6]第三种观点认为，亲权，是父母基于其身份对未成年子女的人身、财产进行保护和教养的权利和义务。[7]上述第二种观点，是从亲权是一种民事权利的角度对亲权所做的界定，显然没有包含亲权一词在亲权法中的全部涵义，即没有揭示出亲权所具有的义务性。而第一种观点虽然指出了亲权的权利义务一致性，但对亲权内涵的揭示似嫌不够，因为亲权主要是一种身份上的权利，它所包含的一系列权利义务也主要是基于这种身份上的关系。所以从这一点出发，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

大陆法系国家亲权和监护是作为两种独立的制度而存在的。如《德国民法典》在家庭法编亲属一章中设父母照护权一节，而在第三章第一节中设监护。《日本民法典》在第四遍亲属编中第四章规定亲权，第五章中部分规定了监护。《瑞士民法典》在第二部分亲属第八章子女关系中设亲权一节，而在第三部分规定监护。所以有学者指出：“在大陆法系，仅就未成年子女的保护而言，监护一直被视为亲权的补充和延续。如果未成年子女有父母且父母能行使亲权，则其处于亲权的保护之下，反之，如果未成年子女父母死亡或水存在但不能行使侵权，则为其设置监护人。”[11]此外，亲权和监护还有以下区别：亲权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而监护并不强求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亲权具有权利义务双重性，而法律对监护在相当程度上只有义务的规定；立法对亲权采放任主义，而监护人执行监护时则受到种种限制；亲权人不得因行使亲权而索要报酬，监护人对其执行监护事务有报酬请求权；监护人使用或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受到更大的限制等。从上述可以看出，我国现行法上虽已确立了监护制度，但此制度与大陆法系有所不同，民法通则扩大了监护概念，将亲权强行纳入未成年人监护，无视监护与亲权的差异，缺乏理论支撑与科学性，并使监护制度人为的复杂起来。这种立法并不可取，今后制定民法典，还是应给亲权制度留下一席之地。

回到本案中来看，赵盛强夫妇与孙华东夫妇遭受损害的主要是一种对子女的身上照护权，即一种对子女养化教育的权利，而赵达和孙超遭受损害的是一种获得父母养化教育的权利。

在亲权受侵犯后，受害人当然是请求保护的主体，但一个问题是，此处的受害人是否仅限于亲权人即父母呢？我认为，虽然父母是亲权人，但当亲权受到侵害时，受害人不仅包括父母，通常还包括子女，因为子女在亲权的权利义务关系中也是享有权利的一方。还有一个问题是，此请求权是否专属于受害人呢？对此，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曾世雄有精辟的论述，他认为构成非财产上损害的痛苦具有以下一些特性：第一，痛苦是因为被害人的人身权受侵害引起的；第二，痛苦的有无纯为主观，因被害人的感受而不同；第三，痛苦依附于被害人的主体而存在。以上这些特性决定了赔偿请求权的行使具有专属性。只是在衡量行使专属的标准上，可以从宽或从严掌握。[17]此论确属得当。

请求对象的问题并不复杂，但有一个问题，亲权保护请求的主体通常能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所以应限于自然人，但请求的对象却不限于自然人，因为法人也可以成为侵害亲权者，如本案中的通化市人民医院。

受害人通常会因亲权受到侵害而受有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两者均应予以赔偿，但在精神损害赔偿上容易引起争议，这就涉及到赔偿的方法及计算问题。在赔偿的方法上，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应有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四种，前三种方法，是直接补偿方法，而赔偿损失的方法，是一种间接补偿的方法。因而在法律评价上，前三者较高，适用上也应优先。但两者性质上并不排斥，如果适用前三种方法后，仍不足以对受害人进行补偿，就还可以适用赔偿损失的方法，正如本案中法院所判决的一样。本案法院判决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引起了争议，有人认为太多，有人认为过少。主张数额太多的人可能更强调一种客观的计算方法，认为我国目前经济还不发达，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不宜过大。认为太少的人可能更强调一种主观的计算方法，认为本案被害人所受痛苦超出常人想象，数额太少不足以补偿。我以为两者都失偏颇，正如曾世雄先生指出，非财产上之损害，本质上乃被害人感受之痛苦，没有客观标准，所以计算上原则应采主观计算方法，但又受制于经济状况。[18]所以我们不宜过多强调其中一点，而应在综合考虑的基础上采主观的计算方法。

关于亲权的保护还有请求权基础问题，上文已有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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