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变迁视野下的孤儿姓名权思维导图

男孩姓“国”，女孩姓“党”，自1972年开始大连市孤儿院一直有这样一个传统。记者昨天获悉，这个在该市已经沿用了34年的孤儿“标签”即将消失，该市福利院的孩子将采用更个性化、家庭化、人性化的名字，有可能跟着寄养家庭的姓氏取名，不再姓“国”、姓“党”。 (《北京晨报》2月11日)

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给孤儿取姓“国”、姓“党”，觉得不近情理，但实际上是那个时代必然的产物。在广州市，以前也是以城市的地名来取姓，从越秀区来都姓“越”，从白云区来的都“白”;还有些地方以前是以领导人的来取姓。之所以用“国”、“党”为孤儿取姓，是因为孤儿在国家体制下仍然是一分子、一个“镙丝钉”，普通人依附于单位，孤儿依附于孤儿院，这些都是国家的细胞而已。作为国家的一分子，国家给予孤儿的各种福利就是一种恩赐，相反孤儿就对国家负有义务，个体没有权利可言，因而，取姓之类的事情，国家就犹如家长，可以用自己的虚拟的姓——“国”、“党”来给孤儿取姓，让他们饮水思源，时刻感谢国家的恩赐。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以来，计划经济的瓦解，各种私营企业的兴起，国家单位不再是个体人的唯一的安身上立命地方，公有经济甚至不再占绝对主导地位，国家的税收甚至很大一部份来自于社会。因此，市民社会的兴起并与国家的分野便是大势所趋，市民社会的培育，也就培育了公民的概念，培育了权利的观念，触发了法治的生成。孤儿取姓在这个社会历史大变迁的趋势下就不可避免。因为，“国”、“党”在市民社会生长与发育渐近成熟的时代，面临着诸多的拷问：

其次，需要拷问的是对孤儿的救助，是以国家利益为本还是以个人权利为本。计划经济条件下，对孤儿的救助，主要就是实现国家利益的一部分，不让社会产生动荡与不安。对孤儿取“国”、“党” 既有宣传作用，也更有管理之便。在市民社会中，强调法治，强调个人权利与国家利益的平衡。因此，在市民社会语境下的姓名权，更多意义上是一种公民权利，是法定权利，因此，现在采取的在百家姓中为他们取姓等等灵活做法，有助于他们免受社会歧视，更好保障他们的权利，取姓为“国”、“党”就应当退出历史舞台。

所以，只有从国家与市民社会分野的历史大背景下来看待这一事件，我们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孤儿取姓问题的变迁。这里面引发我们深思的是，在中国市民社会培育多年的今天，为何才姗姗来迟给孤儿不同取姓“国”、“党”?恐怕还在于我们孤儿院这种福利性机构，不为我们所知与关注、法治与权利的阳光不能及时照耀，也跟我们市民社会并没有完全成熟有关。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市场社会的培育有助于培育权利观念从而给孤儿更多的权利，相反孤儿权利的张扬，必将推进市民社会的培育与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