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告死亡的责任到底该怎么追究？思维导图

1998年5月，被告刘某征得原告邓某同意，带原告之子龙某(15岁)到温州、上海等地卖花。卖花期间被告每月向原告支付龙某工资200元。1999年6月某日，龙某外出卖花后一直未归，被告随即带人寻找并向公安机关报案，但一直没有找到。1999年底，原告从被告处确认龙某失踪后多方查找未果，遂要求公安机关追究被告的刑事责任，因证据不足，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组织原、被告达成一致调解协议，由被告赔偿原告23000元。原告于2005年3月14日领齐全部款项后向法院申请宣告龙某死亡，法院依法作出生效判决，宣告龙某死亡。据此，原告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赔偿原告因龙某死亡导致的损失341154元(死亡赔偿金62354元，误工费43800元，伙食车旅费35000元，赡养费10万元，精神抚慰金1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非法雇佣童工龙某为其卖花，理应因其在先之非法雇佣行为对龙某承担看护义务，却疏于保护，导致龙某失踪并被依法宣告死亡，被告应负主要责任。原告将未成年的龙某交由被告带出卖花，不尽监护之责，过失重大，也应对龙某被宣告死亡的后果承担相应责任。原告主张之误工、伙食、车旅费用，因无证据支持，不予认定。原告主张之赡养费10万元，因原告在龙某被宣告死亡时尚有劳动能力，不在赡养之列，故依法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精神损失10万元，金额过高，依法应予核减。据此，依法判决被告刘某赔偿原告因龙某死亡所受经济损失43648.3元(62354.8元/年×70%)，核减被告已经支付的23000元；精神抚慰金15000元；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原告不服上诉。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该案系雇员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被上诉人刘某与上诉人邓某之子龙某之间系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龙某在卖花过程中失踪，故被上诉人应对龙某被宣告死亡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龙某的失踪与上诉人未尽法定监护之责之间并无必然因果关系，故上诉人对龙某被宣告死亡的后果不承担任何责任。上诉主张中的丧葬费请求因不在原审诉请范围之列，且在本案中不符合人身损害赔偿的实际损失填补原则，不予支持。上诉人误工、食宿、交通等损失确有开支，酌情认定5000元。精神抚慰金15000元认定恰当，予以支持。公安机关调解赔偿的23000元虽系失踪事由而起，但与龙某被宣告死亡系同一事情，故该笔赔偿应在法院确定的赔偿金中冲减。综上，二审部分维持原判，部分改判。

笔者认为，该案的一审处理基本正确，而二审处理则大为不当。主要理由是，龙某系未成年人，龙某与被告刘某之间依法不能成立雇用关系，故在适用法律时，不能依据雇员人身损害赔偿的相关法律规定判决被告刘某承担全部责任。

被告刘某之所以要对龙某被宣告死亡的后果负责，是因为刘某非法雇用童工龙某的在先行为，使得刘某依法应负担对龙某的看护义务。而原告不尽监护之责，将未成年的儿子龙某交由被告刘某带出卖花，过错明显，也应对龙某的宣告死亡后果承担一定的责任。二审法院认为，龙某的失踪与上诉人未尽法定监护之责之间并无必然因果关系，这里的“必然因果关系”要求是过高的。我们同样很难认定龙某的失踪与刘某的不履行看护义务行为之间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因为龙某的失踪可能是因为年幼没有得到看护而造成的，也有可能是他自己故意出走。所谓必然因果关系难以成立。目前的司法实务中通常是采用相当因果关系说来进行侵权认定的。结合本案而言：要是没有原告邓某的不尽监护之责的行为，就不会发生龙某外出卖花失踪死亡的损害，以合理人的标准进行判断，邓某的这种过错行为与龙某的失踪死亡之间存在相当的因果关系，原告邓某具有可归责性。同理，被告刘某的不履行看护义务行为与龙某失踪死亡之间同样存在相当因果关系。如果参照我国台湾地区的侵权分类体系，本案情形则可以直接认定被告刘某及原告邓某均系违反保护他人之法律，进而推定其有过失，实现举证责任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