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每天有3.09人被申请“宣告死亡”思维导图

记者从市高级法院了解到，今年1月至6月全市法院共受理申请宣告死亡案件47起。另外，目前能在中国法院网公开查到的北京地区申请宣告死亡的公告有22例，发布时间为今年3月2日至8月19日。

在对北京地区这22例的统计中，记者发现，在被申请宣告死亡的22位“主角”中，男性居多，有15人，在总人数中占到近七成。

从年龄上看，被申请宣告死亡的人群中，如果以60岁分界，60岁以上和以下的人群“平分秋色”，各占一半。

这22位下落不明的时间都长达4年以上，4至10年的有15人，占68％；10年以上的7人，占32％。而“人不见了”的原因中有离家出走、精神分裂、战争期间人口流动等。

今年3月2日至8月19日，被申请宣告死亡的人群中，原住址在朝阳区的最多，而朝阳法院也成为办理申请宣告死亡最多的法院，占到总数的一半。

案例一

街道敦促家属申请宣告死亡

然而，2000年的一天，王华出门办事回家后发现，老人突然不见了。

尽管经过多方寻找，也向派出所报案登记了，但老人仍然没有音讯。

在此期间，老人的女儿王华也因病离开了人间。这时，王老汉在外地工作的儿子特意回到北京，帮助寻找父亲的下落，街道办事处也定期找上门来，询问老人走失的情况。

因为街道办事处要定期向有关部门汇报死亡人口的统计情况，而派出所也只能凭法院的宣告死亡判决注销户口，在街道办事处的敦促下，尽管老人的儿子和其他家属都不愿放弃最后一丝希望，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还是来到法院申请宣告老人死亡。

案例二

“说有父亲吧，父亲从小就不在她身边；说没有父亲吧，户口本上又确实有这么一个人。我女儿从小的处境就比一般单亲家庭的孩子更尴尬。”

姚女士说。

姚女士告诉记者，她已经一个人拉扯孩子12年了。出于对父亲的不满，16岁的女儿小丽来到朝阳法院，申请宣告他父亲张某死亡。

“1993年4月份，他和我吵了一架，然后就离家出走了，一直到现在。那时候，女儿刚3岁半，现在她都上高中了。”姚女士为难地说，“孩子每次填表写家庭状况时，都不知道如何填自己的父亲。”

姚女士还说：“你想知道孩子为什么要去申请宣告他死亡吗？因为她恨他！小的时候她不懂，现在她大了，明白了自己的父亲是个多么不负责任的人。我女儿曾经对我说过，‘在我的心中，他已经死了’。”

案例三

通过“宣告死亡”

八旬老太找姐姐

今年年初，80多岁的刘老太委托自己的儿女来到东城法院，申请宣告自己的姐姐一家三口死亡。

刘老太的儿媳于女士告诉记者，1949年解放前夕，刘老太的姐姐一家去了台湾，一走50多年音信全无，这次申请宣告死亡的目的，就是想借助法院的公告找到老人的姐姐，让老人在有生之年再和姐姐见上一面。

于女士告诉记者，一般情况下，被申请宣告死亡的材料，只需开派出所的证明就行。但由于刘老太姐姐一家是在解放前离京，所以为了立案，于女士只好到档案馆查找有关资料。

但她认为，在一年的公告期里联系到老人姐姐的可能性不大。“那三个老人如果还在世的话，也都是90多岁的人了。如果她们不在了，恐怕她们的儿女们也不会知道。”

案例四

卷走800万日元后恶意宣告丈夫死亡

尽管深知滞留触犯法律，随时会遭到遣送，也会断送大好前程，但在小媛的执意要求下，杨某最终还是留在了日本，干起了为屋顶停车场做建筑防水等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一干就是7年。其间，几次危险作业差点丢了性命，最终落下了腰痛病。7年来，小媛先后以买商品房、父亲做生意资金紧张、自己赴日留学需要保证金等理由，让杨某给自己汇了800万日元。

案例五

解放前就走失前年“申请死亡”

匡金氏，光绪二十六年出生，1949年从东城区火药局胡同3号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匡金氏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1年，公告期满后，本院将依法裁判。

在2003年7月25日的《人民法院报》上，记者看到这样一则离奇的申请宣告死亡公告。后经记者了解，由于在1年的公告期间届满后，匡金氏仍下落不明，去年8月，东城法院就此案做出判决，依法宣告匡金氏死亡。

昨天傍晚，记者通过地址记载，找到了该案的申请人，已年届60岁的匡女士。在匡女士的家门口，匡女士称匡金氏是自己的伯母，在解放前突然离家出走，而后匡女士一家人也搬到外地，建国后匡女士重新搬回北京，从此双方失去联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