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方失踪后离婚案件的审判思维导图

现年31岁的孙小云是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武定县印刷厂辞退工人，1995年与武定县财产保险公司职工谭瑞延结婚，婚后生有一女。1998年7月15日，谭瑞延向武定县人民法院诉请离婚，称“我与被告孙小云1995年6月结婚，被告系再婚，身带一女孩，婚后一段时间夫妻感情尚好，生有一女。1997年6月，被告外出经商未归，至今下落不明。现诉请法院，依法判决我们离婚”。法院受理该案后，于1998年7月24日采用公告程序送达了诉讼文书。1998年10月10日，在法定期限内孙小云未到庭应诉，法院认为被告外出不归，且下落不明，夫妻感情视为破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第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准予谭瑞延与孙小云离婚，并将其子女、财产及债务判归谭瑞延，同时公告送达了这一离婚判决。

孙小云在投诉信中写道：我于1997年8月外出工作，是丈夫和孩子送我走的，且每年底从广州回家，年初才走，每个月从广州寄包裹、汇款、打电话回家。丈夫这边去邮局领取东西，那边去法院报我失踪，而法院竟在无任何证据证实我失踪、无任何单位出据证明我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判我同谭某离婚，我无法理解。孙小云说：“现在，我和大女儿(9岁)有家不能归，一直寄宿在外;我的小女儿(5岁)有母不能认。作为母亲，我不辞辛劳在外挣钱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让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可这一切都被法院的一纸宣判撕碎了。”

关于本案的处理，云南省妇联信访室的孙律师认为：法院既不查证有关被告下落不明的情况，亦未按法律要求公告查找、宣告失踪，即以失踪为由判决离婚，违反法定程序，应系错判。中国人民大学江伟教授指出，民诉法之所以规定不能就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申请再审，主要是由于对这类生效判决的再审，很难恢复原状。本案中孙小云如认为判决错误，可以就财产分割和孩子抚养部分提起再审，但不能针对解除婚姻关系部分。造成错案的法官，可根据法官法有关惩戒的规定由有关部门作出纪律处分。但对于法院，当事人则不能提出国家赔偿，因为民事案件错判不在国家赔偿之列。此类问题引起了人们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同情，同时也使一方失踪的诉讼离婚问题纳入了法学视野并凸显出讨论的价值。由于一方失踪的离婚涉及到复杂的实体法律问题和诉讼程序法律问题，故很有必要从法理和立法上正确认识与科学对待。

近些年来，一方当事人提出离婚，但对方当事人因失踪或下落不明不应诉、不出庭的诉讼日益多见，法院公告送达法律文书、以缺席判决方式审理此类案件的做法也越来越常见。过去人民法院对一方失踪(下落不明)的离婚案件予以受理并以缺席判决方式进行审理，主要是依据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该意见指出，“一方下落不明满二年，对方起诉离婚，经公告查找确无下落的，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经调解(这一解释是前后矛盾的，如被告”确无下落“则根本不存在调解的条件或可能，它对审判或司法的误导不可避免)无效，可依法判决准予离婚。”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1条也相应规定：“夫妻一方下落不明，另一方诉至人民法院，只要求离婚，不申请宣告下落不明人失踪或死亡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下落不明人用公告送达诉讼文书。”

应当看到，允许法院以缺席判决方式审理一方当事人失踪或下落不明的离婚案件，因舍弃了必要调解程序而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而简单地禁止法院作缺席判决，必然会使那些因一方失踪或下落不明而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及纠纷无法获得必要且及时的法律调整与处理。这一矛盾或问题，在我国目前人口流动不断加剧、当事人逃避婚姻家庭义务或逃避诉讼现象日趋严重的情形下更为突出。上述问题虽因婚姻法的修改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但法院对此类离婚案件进行不适当缺席判决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而一方当事人下落不明或失踪的离婚似乎变得更复杂和更难了。

修改后的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应准予离婚。”由于该款独立于该条第一款关于诉讼离婚的一般条件规定之外，使之以立法特例摆脱了诉讼离婚的一般条件及必经调解程序的制约，从而消除了修改前婚姻法中存在的制约法院对此类案件进行缺席判决的因素。但笔者认为，这一立法设计既不明智也不科学。它不仅无益于婚姻法的必要变革，使之适应现代民事诉讼制度与民事司法审判改革的需要，而且还产生了诸多新问题，并对立法的科学性构成危害：

(2)造成诉讼离婚制度复杂化并对立法科学性构成危害。首先是导致诉讼离婚制度复杂化。在这种立法设计中，诉讼离婚制度被分解为一般诉讼离婚制度和特殊诉讼离婚制度。由于新创设的特殊诉讼离婚制度——一方当事人失踪的离婚制度，是通过制度迭加(宣告失踪+诉讼离婚)构建起来的，从而导致了诉讼离婚制度的复杂化。其次是造成立法不科学。为解决诉讼操作上的问题而在民事实体法即婚姻法中专门增设一种既有复杂的实体法性质又有程序法性质的特殊诉讼离婚制度，无疑是本末倒置和得不偿失的做法。而宣告失踪与“准予离婚”直接划等号也反映了立法本身存在严重的逻辑错误。一方失踪为何能够成为准许另一方离婚的理由(哪怕是间接理由)，无法在立法中得到必要的反映，其法理缺陷也显而易见;

(4)导致诉讼操作的复杂与困难。除非对方已被其他利害关系人申请并经法院宣告失踪，一方当事人为了离婚，必须在提起离婚诉讼之前提起宣告失踪之诉，接受宣告失踪制度的种种严格条件特别是举证要求、复杂程序和时间条件漫长等条件的限制。这种程序繁琐、条件严格的立法设计，必然会增大此类离婚诉讼操作的复杂程度，一方失踪或下落不明的离婚难问题依然存在。事实上，若撇开立法的科学性单从解决实际问题即离婚的需要上考虑，这种立法设计倒还不如直接改动民法省事、简便和高明，即明确规定宣告失踪可以导致婚姻关系消灭之后果。何况，从修改后的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内容看，该款规定并未囊括对一切存在一方当事人下落不明现象的离婚案件的处理，没有从立法上杜绝法院对所有一方失踪的离婚案件进行不适当缺席判决的可能。对于绕过此规定继续沿用老办法即直接以缺席判决方式解决一方失踪的离婚问题，而不先行宣告被告失踪的错误做法，立法还处于无奈境地，这使一方失踪的离婚诉讼及审判操作进一步趋于复杂;

(5)有悖现代诉讼原则与精神。笔者注意到，修改后婚姻法中的特殊诉讼离婚制度对宣告失踪制度的利用，并未能从制度上使宣告失踪与离婚诉讼合二为一。这种立法设计，无形中又制造了强迫当事人打官司——为了解决离婚问题而不得不提起“申请宣告失踪”诉讼的尴尬局面，最终有悖现代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原则和使诉讼精神受到严重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