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电信服务中消费者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思维导图

网络环境信息化的特征，使信息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大。个人信息，如姓名、身份证号码、住址等作为人权的一部分备受重视，并得到了法律的保护。但是，在当前的网络环境中，个人信息丧失了它的隐秘性，这些信息被网络服务商占有并任意使用。当然这一现象并不是我国独有的。美国在“9·11”以后，政府借反恐为由，利用所掌握的公民个人资料，通过互联网，对公民通讯进行任意的监听。这种侵犯人权的做法，受到了各界的批评。我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在我国个人信息被使用更多的是在商业领域，网络运营商把个人信息作为资源开发以获取商业利益。如果说，美国的做法还有国家安全的因素，那么在我国就是赤裸裸的商业霸道行为，手机用户面对大量的强行介入的各种信息，毫无抵御能力。

网络技术进步使我们切实感受到了快捷与方便。我国传统的春节拜年礼仪从走访拜贺到电话互拜，瞬间改为人们普遍接受和喜爱的短信拜年方式。仅2006年春节期间，短信业务营业额总量达到上百亿元。信息产业部在官方网站公布的2006年上半年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上半年，我国手机用户短信发送量已经达到2029.6亿条，运营商上半年短信收入超200亿元人民币;手机用户已达4.26亿户，月均增549.05万户。总量与增长量均为世界第一位。 [2]

网络技术的出现使我们的生活丰富多彩，也给我们带来不安与尴尬。如“特价机票……”、“您的信用卡在x商场消费x元，请致电……”、“迷药、假币、优价套牌车……”，这些商业广告、陷阱欺诈等垃圾短信以及违法、诱发刑事犯罪的短信充斥着用户的手机。2005年5月份以来，公安部与信息产业部联合发动了历时近半年的短信专项整治行为，涉及了2000多家SP经销商。2006年“3·15消费者权益日”期间，信息产业部颁布《54号令》专门提出要巩固短信整治成果。还有长期困扰着广大消费者和消协的电话卡余额不退的问题。2005年“3。]5消费者权益日”期间，按照信息产业部《关于治理当前电信服务热点问题的指导意见的规定》，改为余额退还。但运营商在操作过程中作出了“余额仅能转到同类卡中”、“余额不足x元时不能转移或退费”等限制性规定，变相阻止消费者真正拿到余额，其操作方式与拒绝将余额退还别无两样。面对终端用户弱势群体受到的巨大伤害，国家权力部门不得不以行政手段强制干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干预保护市场中的弱势群体的做法是较罕见的。这也从侧面说明终端用户确实无力保护自己。

无线网络系统汇集了计算机与无线通讯两大领域中最为先进的科学技术。两者的有机结合使无线网络运营商具备强大的技术优势。技术优势的确立迅速形成技术壁垒，使无线网络服务商具备了排斥市场竞争的真正动力，使难以获得高科技的硬件设备和高科技人才储备的一般企业无法与之竞争。技术垄断的优势使得他们对于数量广大但零散的终端手机用户的呼声不闻不问。

目前，我国对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行为进行规制的部门法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这些法律已无法适应当前网络市场运营中出现的新问题，无法全面调整、规制网络运营商的市场行为。

反不正当竞争法主要内容是禁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这里所指不正当竞争行为是狭义的，即禁止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服务的经营活动中，违背诚实信用的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损害其他经营者合法权益，扰乱经济秩序的行为。同时，该法也调整一部分限制竞争的行为。如：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公用企业滥用优势地位强制交易的行为。该法对禁止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对于无线网络运营市场中利用技术垄断优势形成的地位排斥竞争的行为，显得苍白无力。

产品质量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都属于市场管理法。两法共同对产品质量的假冒伪劣做出规定，对电信行业的垄断却束手无策。

价格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是有着密切关系的法律。它们从不同的角度与层面保障市场运行的健康发展。但是，价格法面对独占市场地位的网络运营商起不到约束作用。2006年5月9日在78%不满意的情况下中国移动北京公司出台手机资费下调套餐。此次资费下调后，北京手机资费每分钟0.4元;与上海0.12元;重庆0.07元;天津0.15元相比差距仍然很大。北京手机用户数量占全国第一位，设备利用率最高且早已完成折旧，[3]面临巨大下调空间，北京移动公司岿然不动地保持高价位，面对垄断企业典型的价格暴利，价格法无能为力。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关系最为密切。因为不正当竞争行为侵害的客体是双重的，它在侵害合法经营者权益的同时，实质上侵害或最终侵害消费者的权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网络环境中，面对强大的技术垄断与行政垄断，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权利的保护显得微乎其微。

政府管理部门思想理念的转变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2006年度服务类投诉热点中，电信服务高居榜首。中国消费者协会统计数据出台后，信息产业部对电信服务加强了整治，明确表示：今后要依据质量投诉、售后服务、综合情况建立厂家信用等级，对产品投诉率居高不下的厂家进行通报批评，加强质量管理，抓好电信用户的申诉受理工作。令人欣慰的是信息产业部强调今后的管理主要立足于用户层面，这是一个巨大的观念转变，整治电信服务体现了政府主管部门工作思路的一种转变，认识到了电信行业的本质是服务行业。这种概念的转变顺应了我国的政府职能“家长式”角色渐淡、“服务型”角色渐浓的潮流。政府应当确保起点公正、过程透明和机会平等。 [4]这是解决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形态冲突、利益冲突政府干预的最佳表现。

1.修改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2.尽快出台反垄断法

2005年出台了《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国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但现有法规仍不能适应现实需要。市场经济的精髓是公平、充分、有效的竞争。随着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对反垄断立法的需求更加迫切，只有在法律的框架下规制行业垄断行为才能谈到建立公益产品的公益性意识以及公权力介入规范领域的问题，这是解决网络环境下保护消费者弱势群体利益的根本所在。

2006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梳理出四个体制性障碍，涉及解决电信行业垄断保护消费者利益就有二个问题：政府还保持着对重要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要素价格扭曲。[7]我国电信业目前的状态是，中国电信、移动、联通、网通，均为大型、特大型、超大型国有或国有控股公司，由中央直接管理，在国家财政及相关计划重实行单列。典型的国家行政性垄断经营的电信公司的现状为垄断企业的超高额垄断利润提供了保护。这种体制不变，经营特权不彻底灭除，就无法形成有效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