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海事审判与民生保护的调研思维导图

浙江是海洋大省，渔业生产、海上运输和其他涉海生产活动较为发达。宁波海事法院作为我省唯一的海事法院，管辖浙江省所属港口和水域(包括所辖岛屿、所属港口和通海的内河水域)内发生的海事海商一审案件。在我院受理的全部案件中，约占30%左右的案件与基层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为便于说明问题，本文将这些案件称为“海事民生纠纷(案件)”。

(一)海上人身伤亡损害赔偿纠纷

(二)船员劳务合同纠纷

(三)船舶合伙纠纷

(四)渔船经营借款和渔需物资供应合同纠纷

(一)文化水平低，经济条件差，诉讼能力不平衡

(二)有效证据少，法律争议多，案件审理难度大

(三)财产控制难，履行能力弱，执行标的到位率低

“海事民生案件”的诸多特点，给海事审判中如何更好地保护民生带来不小的挑战。近年来，我院在上级党委、法院的领导、监督和指导下，积极践行“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指导思想，围绕公正与效率，出台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应对之策。但是，司法层面的应对毕竟有其局限性和滞后性，从根本上破解“海事民生案件”的种种难题，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司法体制内的关注，更离不开外部有关各方的良性互动。对此，我们有以下一些对策和建议：

一是积极开展司法救助，包括经济上和运用法律技能上的援助。充分关注困难群体的司法需求和诉讼负担，对船员、困难渔民、外来务工者等要求损害赔偿、追索劳动报酬和经济补偿金的当事人，建立诉讼“绝色通道”，快立快审快执行，并准许其缓交、减交和免交案件受理费，确保经济困难的当事人能打得起官司。如近年来，我院共为经济困难的当事人减、缓、免交诉讼费等256.94万元，大大减轻了困难群众的诉讼负担。要进一步加强对案件当事人的法律释明和辩法析理的工作。对文化水平低，法律知识欠缺的当事人，要以认真负责的精神做好来信来访。案件正式进入到司法程序后，要积极帮助当事人解答诉讼咨询，告知诉讼风险、诉讼权利与义务，并提供针对性的举证指导、法律释明、判后答疑等援助，帮助当事人了解法律的具体规定，提高诉讼水平，依法行使和保护合法权益。

二是把公正、效率与司法为民结合起来，努力提高“海事民生案件”的审理质量。在案件处理上，不但要考虑到形式上的公平，更应兼顾实质上的公平。在分配举证责任、决定赔偿项目、额度等程序和实体处理问题上，法官要充分运用自由裁量权，综合考虑双方事人的经济水平、家庭负担、伤害程度等现实因素，确保受害当事人获得公平的救济。要加强对“海事民生案件”中疑难、复杂法律问题的调研，在现实需求和法律原则的最佳结合点上，统一裁判尺度，依法保护民生，争取案件处理上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在处理“海事民生案件”时，要对人民群众抱有真诚的感情，要善于倾听、理解人民群众的生活状态和纠纷背景，善于把握争议的焦点和实质，无论是判决还是调解，都要以平息纠纷、案结事了为最终目标，真正做到缓和矛盾，减少诉累，促进和谐。要充分运用海事诉讼简易程序、巡回审理、法律服务热线等有利于提高审判效率和诉讼服务的工作机制，努力提高办案效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

三是把切实提高执行水平作为保护民生的落脚点。加强司法程序内部的工作配合，通过立案、审理阶段的财产保全措施，使案件在进入执行程序之前控制可供执行的财产。进一步加大“海事民生案件”的强制执行力度。加强与我省沿海法院、海事、渔政、边防等相关部门的工作配合，建立有海事执行工作特色的执行协作网络。开展集中执行活动，努力做到执行主体、执行财产和执行措施的“三穷尽”。对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义务的当事人，依法采取各种强制措施，增强执行威摄力。对仅剩营运船舶而无其他可供执行财产的当事人，要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合理运用船舶死扣和活扣两种方式，既确保船舶安全可控，又允许当事人从事经营，为履行债务创造条件。对确属履行不能的案件，要努力做好双方当事人的思想工作，争取互谅互让。但对于权利受损得不到救济且又经济确实困难的当事人，法院要主动运用司法救助基金，使他们在执行不能的情况下也能得到一定的救助。

我省海岸线长，岛屿众多，如果所有海事海商案件都到宁波诉讼，会给当事人增加诉讼成本，带来诸多不便。我们认为，从根本上解决我省“海事民生案件”的诉讼不便问题，就是要进一步加强海事派出法庭的建设。从1996年至2007年，我院先后在温州、舟山、台州三个沿海地区成立海事派出法庭，负责审理当事人在当地的海事海商案件和部分执行案件，给沿海群众的海事诉讼带来极大的方便。近年来，起诉到我院的舟山、台州和温州的海事海商案件总数为1898件，占我院一审案件总数的65.9%，也充分证明了设立海事派出法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然而，受海事法院管理体制的影响，海事派出法庭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了明显的限制。一是派出法庭的人、财、物配备没有单独列编，均由海事法院本身供给。以人员为例，我院三个派出法庭中，除温州法庭外，台州和舟山派出法庭的干警均从我院本部轮流派驻，现在全院审判、执行岗位的干警派驻率已达86%，也就是说，我院干警面临重复多次被派驻法庭，外派任务较重，不利于法院的队伍建设。二是法庭与当地的党委、人大和政府部门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缺乏紧密的工作关系和配合支持，不利于法庭在当地打开工作局面。当然，要破除体制性障碍，非法院内部所能解决，还需上级有关部门的进一步关心和重视。我们要通过不断优化内部机制，努力克服不利因素，充分发挥海事派出法庭的功能作用。要在人、财、物的分配上向海事派出法庭倾斜，抽调精兵强将充实法庭审判执行力量，保证派出法庭的物质装备建设，提高法庭的司法服务能力。进一步完善派出法庭受理案件的范围和方式，完善法庭的审判管理制度。进一步创新海事派出法庭立足基层、服务群众的司法举措，努力把海事派出法庭建设成为我院服务民生的新阵地。

首先，要重视调解对解决“海事民生纠纷”的重要作用。我国民间有“一场官司十年仇”的心理传统，解决此类纠纷的最好方法是调解。在分清是非、认定责任的基础上开展调解工作，有利于双方当事人互谅互让，缓和矛盾，促进当事人自动履行法律义务，也有利于国家节省有限的司法资源。

再则，要建立和完善不同调解渠道的工作衔接。上述多渠道、多方位的纠纷调解包括了司法、行政和民间调解三种方式。司法调解以终局性为特征，行政和人民调解以便捷、经济见长，可适合不同纠纷当事人的需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应通过整合资源、打造工作平台、创新对接方式，实现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之间互补、共赢的双向互动局面。重点建议打造以综治中心为平台的海事民生纠纷化解衔接机制。可由沿海各地党委或者综治委牵头，建立以法院、海事、渔政、边防、公安、人民调解组织等为成员单位的综治工作中心，以海事民生纠纷大调解联席会议为平台，制定调解衔接的长效机制和规范性文件，并将纠纷调解和衔接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平安浙江”建设的考核体系，明确各调解衔接单位和部门的责任，以有效整合各方资源，实现不同调解机制间的“无缝对接”，为调处“海事民生纠纷”提供尽可能多的纠纷解决方式，最大程度地有效调处纠纷。

一要强化培训教育，提高行业经营管理意识。尤其要规范渔业生产组织形式和中小型临港生产企业，无论是个体经营制、全员股份制，还是近年出现法人制等形式，均要按照正规经营组织建立内部管理制度，包括财务制度、分配制度、用工工资制度等。基层渔业管理部门和相关行业管理部门要加强针对性的教育培训，帮助渔民和企业从随意盲目管理向规范科学管理转变，运用管理创新，提高经营水平，减少内部股东纠纷、劳资纠纷和日常经营性纠纷的发生。

二要加强宣传检查，增强行业安全意识。船舶修造业、临港工作和渔业生产均是劳动密集型和高风险行业，必须充分利用各种有效手段加强安全生产。要以重大事故和血的教训强化警示教育，努力提高各相关行业的安全生产意识与防范事故能力。要完善企业安全管理，强化施工作业人员的上岗培训，严禁有关人员无证操作。强化船员培训工作，真正让船员了解航海、避碰、轮机等基本知识，熟练掌握海上救生、船舶消防等必备技术，提高船员安全生产应用技能，切实保障船员人身和财产安全。

三要强化保险意识，提高从业人员的抗风险能力。在高风险行业，人们可以减少意外发生的概率，但难以保证完全杜绝。因此，具有较高的商业或行业保险意识，通过参与不同的商业或互助性保险，是人们抵制风险的最后保障。但是，在本文所指的行业，明显存在险种少、赔率低、高风险与低保险的极不适应的现象。造成这种现象有多方面原因。唯一例外的是渔业，我省的渔业互保协会是全省范围内的渔业组织与个人自愿组成、实行互助共济的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组织，经民政厅注册登记，隶属省民政厅和省海洋与渔业局双重管理。在现阶段，这种政策性渔业互助保险还是个新生事物，但在我省渔区施行以来，目前已在渔民中产生了一定影响力。省内渔业发达的地区，已率先开展了整村渔船雇主责任及附加医疗足额不记名互保试点工作。新的渔业互保制度施行以来，互保覆盖率进一步提高，手续更加简化，已对保障渔民经济利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预防和减少了纠纷的发生。这一制度应在省内其他涉海涉船的高风险行业中得到借鉴和创新。

[1] 作者系宁波海事法院院长。

[2] 如无特别说明，本文统计和援引的数据均为2005年至2008年5月份数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6]《工伤保险条例》

[7]《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

[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10]《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间海上旅客运输赔偿责任限额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