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性破产的关键环节思维导图

单士兵在《潇湘晨报》发表文章说，药品监管的漏洞，可能有某些客观原因的存在。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当前药监部门与药品生产企业之间存在的种种利益纠葛、权力寻租现象，这意味着，利益诱导下药监部门的主动失守，是酿造药害事件的主要原因。

他说，药监部门成为相关商家的“公关对象”，而由于相关监督机制与制度约束的缺失，药监部门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这样一个庞大的“权力寻租”空间的存在，使得发生在监督部门身上的种种权力腐败现象层出不穷。在当前的药品市场上，一边是诸如“年批万种新药”、“一药多名”的怪现象横生，一边是药害事件频发。如此一来，药监也就成为了一个虚设的“门槛”，对药品无法起到应有的“过滤作用”了。

他认为，国家设立药监部门的目的，就是寄望于这样的公共权力来为老百姓把好药品关。药监部门最应该维护的是广大公众利益，而不是药品生产商与销售商的商业利益。然而，种种药监黑幕说明，现在一些药监部门却为了私人利益不惜以牺牲用药安全为代价，来损害公众利益，使公共权力成为某些集团或个人的牟利工具。

他说，反思药害事件，我们最不应忽略的，恰恰就是药监部门自身因为利益诱因而主动失守。

《广州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说，我们的社保资产规模离实际所需的还差距很远，而且在全国社保基金中，能落实到居民个人头上的只是微乎其微。至于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则基本上被排除在社会保障的范围之外。

文章说，社保资金缺口要填上。由谁来填?从何种渠道寻找资金?答案的第一选择当然是政府。近日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表示，初步测算，2006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0.5%;财政收入达3.9万亿元，增收7000多亿元。这么大的经济总量，这么大的财力，实施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确实可算是“最佳时期”。

文章说，早先就有过关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使老百姓不敢花钱”的声音，一方面百姓有钱不敢花，一方面社会保障存在着巨大的资金缺口，所以现在将目标转移到了沉睡在银行里的储蓄，看起来好像是名正言顺，花自己的钱，为自己的未来买保障。但很显然，我们不能将建立社会保障的政府责任转嫁到居民的存款意愿上，政府先建立好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百姓才会有消费的信心，而不是先盯着百姓口袋里的救急钱，再想着补充社会保障的资金缺口，这样的逻辑思维不是政府实施养老医保体制改革的应有思维。

文章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社会风险持续扩张的时期，失业率持续攀升，收入分配差距还在拉大，因此，这是一个特别需要社会保障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保障是带有强制性的、国家财政的“二次分配”，但在强制百姓建立预筹积累的个人账户时，国家也要强制自己拿出“创新、大胆、慷慨”的改革力度，拿出“该花钱时不能吝啬，敢于把钱花在刀刃上”的气度和大度。只有这样，才能让全体国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才能做到人人分享国民经济增长的好处。

李坚在《燕赵都市报》发表文章说，当下一些行政执法部门经常颁布的一些条例规范中，一些强调必须执行的规定，其实都早已是法律所禁止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一些部门只认内部“条例”，而不知有“法律”，这不仅是法制的悲哀，更是国家的悲哀。因为法律是最低行为规则，是个人和组织的行为规范下限。而行业条例不同，它应是在法律之上提出更高的具体要求，是上限。如果“条例”混淆了这种下限和上限的关系，把法律的最低要求作为“条例”规范的内容来规定，甚至比法律的要求还低，那么用“条例”这种还没有法律更有权威和强制力的形式来重复法律的规定，是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的。

翟峰在《法制日报》发表文章说，立法课题向社会公开“发包”值得推行。他的主要理由是：

他同时认为，立法课题向社会公开“发包”，亦还存在尚需要完善的地方，如立法课题向社会公开“发包”，其随意性和模糊性还较强，公众参与的方式和范围还不甚清楚，其程序性亦还不明，公众参与还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因而，这项旨在提高立法的民主含量和科学性的新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为此，亟须引入提高立法质量的“立法指引”制度，这样既有利于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法案时把好法案的起草、协调、审议等重要关口，又有利于公众在参与立法时，能掌握更多的立法资料和信息，可以更从容地思考和判断法案条文内容的立法依据、事实、理由等，从而使其立法的质量更高，更能汇集民智和凝聚民心。

张农科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说，某市为了进一步加强市政府与社会公众的联系沟通，倾听民意、体察民意、问计于民，轰轰烈烈地在全市搞起了“市民月”、“市长热线周”活动。

他说，围绕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倾听民意、问计于民，通过活动引导市民将自己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与市政府的决心意图统一起来，是天大的好事。然而，关心群众、依靠群众、随时随地的问计于民，本应该是政府官员每天、每时都必须要做的经常性工作，似乎并不能用突击的办法，规定在一个月或者一周时间内。仔细看看群众反映的问题，有的是孩子上不了学、有的是看病难、有的是交通堵塞……不知道这些问题当地的市民是不是都要攒到一块儿，等到你办市民月、活动周时再来解决。

他说，做任何工作都不能盲目地标新立异，尤其在事关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上，更不能寻求新奇，违反规律去做事，民意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政府官员倾听民意、尊重民意，重要的不是在形式上的创新，而是态度上的端正。

他说，要真正畅通民意渠道，就应该在经常化、制度化和法制化上，做实实在在的工作。政府工作的公开性、开放性、创造性，是民主政治的必然选择，应该在完善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建立监督机制、加强约束机制上下更大的功夫，变“活动”为程序、变动态为常态、变突击为经常。

他说，拓宽与人民群众沟通的渠道，广泛倾听人民群众的心声，根本的还是要依靠改革和完善政务公开制度，使行政权力的行使，公正、公开、透明。领导干部不要在吸引眼球上动太多的脑筋，而是要在倾听民意经常化、求实效上带好头。

沈小平在《河北日报》发表文章说，领导干部追求政绩无可厚非，但创造政绩必须符合实际、遵守规律，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坚持可持续发展，决不能不顾经济和社会承受程度，做力不能及的事。一些领导干部为了快出政绩、多出政绩，急功近利，好大喜功，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不顾现实条件，提一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不惜大肆举债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造成“上届班子的政绩，下届班子的包袱”，给今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包袱和隐患。

他说，干部队伍出现这种急功近利的现象，问题的根子在于现有的干部政绩考核中，普遍存在着对显性的“政绩”考核多，对隐性的“政绩”考核少;定性评价的多，定量分析研究的少;注重数字报表多，采纳社会评价少。特别是对政绩获得的成本考核少，对政绩成本来源的途径考察少，甚至不在考察视野之内。这样，上级领导和组织部门往往注意那些创造了看得见政绩的干部，这些干部很容易被领导赏识而提拔上去，至于他们为获得政绩付出了多大的成本，投入的资金是自己创造的、还是从别处借来的，则不闻不问。如果在对干部考核时不能充分考量这些区别，就在客观上鼓励了领导干部不顾现实条件，大肆举债搞政绩，吃子孙饭，给今后的发展造成包袱。

他说，将政府负债情况纳入干部政绩考核，进行综合分析，全面评荐政绩的“分量”，其意义就在于体现了从实绩看德才、凭德才用干部的原则，走出了笼统的凭政绩用干部的传统思想，容易使一些干部认为“只要有政绩，就能提拔”，从而片面追求政绩，甚至投机取巧创造“政绩”。而将政府负债情况纳入干部政绩考核，通过分析干部政绩的形成过程，挤掉政绩中的“水分”，看干部德才素质的优劣，以德才情况作为职务升降的依据，就能引导干部坚持求真务实的态度，从实际出发，从群众的意愿出发，创造经得起实践、群众和历史检验的政绩。

他认为，协商民主注重民主的实质，以承认利益多元化为前提，主张协调各方利益，谋求社会和谐。如此看来，它将民主引向决策过程，显然拓宽了我们对于民主的视野，进一步完善了我们对于民主的理解。

他说，民主所追求的是“人民当家做主”。但是，人民是一个抽象概念，人民利益的一致是一个永久的神话。社会从来都是由具体不同利益诉求的个人和团体所组成。所谓公共利益不过是不同利益团体之间谈判妥协、讨价还价的博弈结果。民主政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但公共利益只有在公民充分表达和协商的过程中才能逐步清晰和明确并最终成型。因此，没有公民充分的表达和协商，公共决策难免因缺乏依据而迷失方向。另外，即使让公民通过投票表决的方式来决定某些重大政策，也需要广泛而充分的讨论和协商。没有讨论和协商的环节，公民的投票表决难免受一时情绪之左右而偏离理性的轨道。所以，讨论协商的目的也是为了让选举和投票表决变得更富有理性。

他说，民主不仅仅体现为自由选举，更主要地体现为参与决策;决策的过程不是领导拍板的过程，而是民主协商的过程;民主协商不是既得利益集团“俘获”政府的共谋，也不是政府为自己已有的决策提供理由而召集举行的所谓“论证”会议，而是各利益团体就某些公共事务充分表达各自利益和意见，通过讨论协商最终产生公共政策。这是协商民主的核心思想，也是它的理论价值之所在。

高露露在《浙江人大》发表文章认为，问责首先要明责。

他说，广义上讲，问责制是对政府的违法行为及其后果必须和能够追究责任的制度。然而，代表建议、意见办理不到位并不表示政府违法，政府完全有理由以各种借口拖延办理，因而若以建立代表建议办理问责制来保障代表建议意见的办理质量，关键要采取合理合法的措施。他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