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的理论思维导图

在马克思看来，危机生成的客观根源首先在于资本的掠夺本性。资本的本性是永无止境地榨取剩余价值，这决定了它摆脱不了周期性危机的梦靥。资本在迅速创造大量财富的同时，必然迅速创造一种由两极分化所带来的对立的阶级关系。这种对立的阶级关系不仅是一种对立的政治立场，而且是一种对立的经济关系;不仅是一种对立的经济权力和利益关系，而且是一种对立的供求关系和市场关系。随着财富占有的差距加大，承担市场功能的绝大多数贫困人口的有效需求越来越少。因此，资本在创造利益冲突的同时，也创造了自我毁坏的经济机制。资本的掠夺导致两极分化，两极分化导致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产能过剩，进而引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大厦，全都建立在这个经济规律基础之上。

资本作为个体，或者用西方经济学的语言说，作为“经济人”，其经济行为是理性的。它们都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然而，为什么理性资本个体的逐利行为会最终导致危机的爆发呢?因为资本个体的认知理性和行为理性是有限的，它仅仅是在其有限的市场信息和有限的认知能力范围内作为的，无法将自己的微观行为与宏观态势联系起来，即无法在个体理性的基础上实现整体理性。因此，从另一个角度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也是资本整体无理性的危机。

资本的整体无理性首先体现在资本家集体在处理劳资关系方面的无理性。资本主义生产在性质上，既是物质产品的再生产，也是剩余价值这一现实剥削关系的再生产。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持续性，依赖于物质资料和劳资关系两个方面在空间上的并存和时间上的承接。然而，资本家个体所处的竞争环境决定了，如果不能在竞争中取胜，就只能被市场淘汰。这一环境迫使资本整体成为以追逐剩余价值为唯一目标的集体。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必然将劳动者的薪金压到最低限度。这种从资本个体角度看来，是完全理性的行为，在资本整体层面就变成一种无理性行为。因为作为资本整体目标实现的关键条件——有效的市场，被不知不觉地消灭了。

资本整体无理性还体现在产业资本与其它资本形式，特别是金融资本之间关系的无理性。金融资本原本是从属于产业资本的资本形式，但随着资本的垄断阶段的到来，金融资本的控制力越来越强大，最终发展成为控制国家权力和产业资本的金融寡头。金融资本控制权的形成，为其掠夺产业资本和搞纯粹的金融投机埋下了伏笔。金融资本脱离产业资本，进行无度扩张，就必然导致今天所说的金融泡沫，发生过度投机带来的金融危机。对此，恩格斯在晚年有过明确论述，他说，“事实的确是这样：金融市场也会有自己的危机，工业中的直接的紊乱对这种危机只起从属的作用，甚至根本不起作用。” (《资本论》第3卷第286页)因此，金融危机所体现出来的资本整体无理性，具体又体现在金融资产的无度扩张和金融大鳄的无度投机两个方面。它的发生可能反过来加速或促使经济危机的爆发。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里根、撒切尔改革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哲学及其配套理论新保守主义成为西方和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话语。正是这一主流话语，成为危机爆发的总的精神根源。

新自由主义是一种以恢复亚当·斯密自由放任传统为旗号，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直接目的的思潮。它主张经济的自由化、制度的私有化、运行的市场化。其中自由化是核心，私有化和市场化是为了实现自由化，因为自由化的经济才是最有效率的经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体现就是被当作灵丹妙药的“华盛顿共识”。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相配套的政治哲学就是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与古典保守主义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不再认为改良主义的宣传就能达到目标。为了更好地实现目标，美国必须依靠强大军事来“改造”世界。对此，新保守主义的哲学鼻祖，利奥·施特劳斯毫不掩饰地指出：一个好的制度有权利乃至义务去反对坏的制度，即使要动用武力，为了使西方民主政体处在安全之中，应当使全球都实现民主。而其重要代表克里斯托也认为：要么美国领导，要么陷入混乱，世界别无选择，美国应当干预国际事务。

经济新自由主义和政治新保守主义的理论如此完美，但为何会促进危机的爆发呢?这是因为其在本质上是一种赞美和宣扬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法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早在19世纪50年代末期，“社会达尔文主义”一问世，就在欧美各国得到广泛传播，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阶级种族主义政策的重要理论根据。尤其是在美国，社会达尔文主义一开始就受到了广泛的欢迎。1929年的危机和纳粹德国的暴行，使人们认识到这种思潮的恐怖本质，由此，这种思潮开始式微。但这种式微主要体现于遭受法西斯侵略的那些国家，在几乎没受其伤害的美利坚文化中，它一直以一种本土化的方式发挥作用。一旦合适的气候到来，例如福利主义政策导致滞涨问题，社会达尔文主义便以一种变化了的形式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这种变化的形式就是今天的经济新自由主义和政治新保守主义。

无论是古典自由主义还是传统保守主义，其历史都比社会达尔文主义要远很多，但其在当下的存在却只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外壳。对于经济新自由主义的本质，人们往往要追溯到它的精神领袖哈耶克那里。约翰·格雷，这个被哈耶克认为很好地解释了自己思想的美国学者认为，在哈耶克晚年的著作中，其自发社会秩序理论是与一种制度演进上的达尔文主义即文化进化的信念联系在一起的。

有人认为新自由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尽管有相似的一面，但在价值问题上却是不同的，因为新自由主义只是一种实证分析，不涉及价值判断。但格雷却指出，如果“自发秩序”是一个“不含价值标准”的概念，那么社会领域中的“自发秩序”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有益的。从这一点来看，黑社会组织和市场都可以是“自发秩序”。如果“自发社会秩序”不是一个包含道德评判的概念，那么它与自由社会理论就没有必然的联系。可见，以科学形式精心包装了的经济新自由主义，不过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经济上的运用，而绝不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当代复归。

从理论根源上看，正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让世界弱国放松警惕、国门洞开，为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投机掠夺提供了理论烟幕，导致世界财富占有的进一步两极分化和有效需求的严重不足;正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美国和世界范围的教条主义宣传，使得人们对市场机制产生了迷信式的盲从，过度放松监管和过度开放金融领域，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而以新保守主义为旗号，对伊拉克等国的侵略行为，最终暴露了这种思潮不过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私利。

世界经济危机之所以没有超出马克思的解释逻辑，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并没有超越马克思的时代，即资本统治世界的时代。但它又呈现出一些与马克思、列宁时期的危机不同的特征，因为我们这个时代不再单纯是资本主义时代，而且是金融垄断帝国主义时代。危机以集中爆发的形式标志着这种时代特征的最终完成。

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揭示了20世纪与19世纪的不同，它包括三个基本元素：金融资本统治工业资本、资本输出代替商品输出、私人垄断发展为国家垄断。但20世纪70年代之后，时代特征开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相应地体现在：金融资本的统治由国内发展到世界范围，这使得金融资本成为世界经济权的主导;基于资本输出的债务转嫁和游资洗劫成为首要的掠夺方式;在债务转嫁和游资掠夺过程中，霸权国家越来越成为金融大鳄操控的工具。如果说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核心内容是资本输出，那么今天的资本输出仅仅是一个基础，最残酷和疯狂的掠夺方式——金融掠夺，成为当今帝国主义的最本质特征。这一特征主要由下述四个要素构成。

首先，虚拟资本掠夺仍然植根于实体资本掠夺。金融资本对世界财富的掠夺，仍然以产业资本输出为基础。产业资本输出的使命主要是操控他国经济命脉和榨取剩余价值，这主要是通过控制核心技术和核心品牌来实现的。但如果整个世界贸易仍然遵循最起码的交易伦理，即等价交换的话，或者说世界顺差国可以去美国兑现黄金的话，那么当前的危机就不会发生。

其次，虚拟资本掠夺超越了对实体资本的直接剥夺，而直接控制了财富度量权。金融资本对世界财富的掠夺，是以“美元霸权”为核心的。产业资本输出，为资本带来了剩余价值，但这对资本的贪婪本性来说还远远不够，资本还必须将所有出口创汇控制起来。在美元成为不能兑现的世界货币前提下，世界货币主权国可以通过汇率贬值和通货膨胀直接对顺差国进行掠夺。这种通过垄断世界货币权白白占有他国财富的行为，被称为“美元霸权”。可见，通过产业资本输出榨取剩余价值还仅仅是第一步，是基础性的一步，而第二步，即通过金融手段进行国际性财富转移支付才是关键的。

最后，虚拟资本直接对他国财富进行社会达尔文主义金融洗劫。金融资本对世界财富的掠夺，还通过霸权国家配合下的国际金融大鳄突袭弱小国家来实现，这是一种非常隐秘而残酷的掠夺手段，东南亚金融危机和中国的热钱问题，就属此类。这一方式之所以变成可能，主要是新自由主义理论促使世界经济走向金融自由化所致。

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世界经济的金融化，金融秩序的霸权化，已经使资本的贪婪和掠夺本质彻底暴露出来。一个由金融寡头操控，10亿多人口忍饥挨饿的世界，怎么可能不爆发危机?彻底反思现实资本制度，并重建一种更加和谐的世界制度越来越成为世界大多数人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