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重整程序思维导图

由公司规模巨大，在业务经营过程中与其发生经济往来的其它经济组织肯定也为数众多，由于股份公司涉及的社会关系错综复杂，其在业务经营上的成败得失对社会的巨大影响甚至超过一次未遂的军事政变。所以，大经济组织的破产或倒闭使各国政府决不能袖手旁观，而应当采取强有力的手段来干预大经济组织的破产或倒闭，重整制度便应运而生。

与重整程序救苦救难的目的相反，破产程序的目标就是无情地瓜分债务人的财产以清偿债权人的债权，而和解程序的目标同样也是为了满足债权人的债权只不过手段稍微温和一些，并且这种温和的手段在无意中为债务人“脱困”敞开了一丝缝隙。

我国破产法上不存在重整程序我国破产法上有关于整顿的规定，但它不是真正定义上的重整程序。

第一，破产、和解、重整在外国法上是共同构成广义的破产法的并列的各自独立的三大倒产制度.而我国破产法将整顿作为和解的具体手段，即，债务人并不能直接提出和解，而应先由其主管机关向人民法院提出整顿申请，然后才能由债务人向债权人会议提出和解协议。

第二，在外国法上重整可由债务人、债权人或股东提出，并且重整计划一般是由重整人(破产管理人)在债务人的协助下拟定，然后作为一项内容完备的要约向关系人会议发出经关系人会议通过，便成一个正式的关于重整事务的契约，可见重整计划的制定，完全遵循“私法自治原则”。而我国破产法上的整顿申请只能由债务人的主管机关提出，并且整顿方案的制定及执行也都是由作为政府部门的主管机关进行，这使得我国破产法上的整顿成为政府行政权力支配的领域，丧失了重整程序本来意义上的私法性质。

第三，外国法上的重整计划与我国破产法上的整顿方案在内容上有很大不同。外国法上的重整计划至少包括债务的偿还、重整措施、计划的执行三个内容，并且在债务偿还计划中法律允许对全部或部分债权或股权作出变更，即削减其数额，包括对享有担保物权的债权人债权的削减，我国破产法上的整顿方案没有债务偿还以及计划执行的内容，有关的整顿措施也与外国法上的重整措施有很大不同，外国法上的重整措施是民商事性质的措施，如：日本公司更生法第211条第2款规定：在计划中，可规定关于营业或财产转让、投资或出租、事业经营的委托、章程的变更、董事或董事长的变更、资本的减少、新股票或公司债的发行、合并或解散或新公司的设定等条款，以及其它对更生所必要的条款。我国破产法上的整顿措施在性质上属于行政手段，如：调整或组建企业新的领导班子。

第四，外国法上的重整程序与我国破产法上的整顿程序开始的原因不同。

在外国破产法的重整程序中，对重整成败攸关一项主要的重整措施就是资金的募集。资金募集的方式多种多样，当债务人为公司时，可以用调整资本结构的方式解决资金问题，即用发行新股票而从购买股票的投资者手中取得现金或用股票交换债权人的债权或用发行公司债的方式取得资金，尽管各国公司法或证券法对公司发行新股票及公司债作为严格限制，但在公司重整场合,重整法作了交通性规定，日本公司更生法第254、255、256、257条详细规定了发行新股票和公司债不适用公司法的情况，如果郑百文事件发生于日本，完全可依公司更生法发生新股票以交换三联手中的债权。所以也就不存在要约豁免问题，同时，流通股过户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依外国法上的重整程序，重整计划一般是由重整人在债务人协助下提出，如果没有选任重整人，也可由债务人提出，之所以这样规定仅仅是因为债务人对公司的情况比较了解，一般能提出易于为关系人会议接受的方案，可见，计划由谁提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被关系人会议接受，而关系人会议表决的方式是分组表决，并采用资本多数决规则，因此只要适当分组，即使大部分股东不同意重整计划，仍不能阻止重整计划被关系人会议接受，经关系人会议通过的重整计划经法院认可，便对所有关系人产生约束力，即所有关系人的债权债务仅以计划规定的范围为限。

在郑百文案件中，郑百文重组方案显然容易为债权人三联、信达公司接交，并且也易为绝大部分股东接受，该方案经法院认可后，就具有了法律约束力，这样关于默示条款的争议也就不复存在。

如果我国立法规定了重整程序，那么关于重组还是摘牌的争论也将不存在，重组和摘牌不是一对对应的概念，二者毫无关系，只是因为在中国现行法制环境中，如果郑百文被摘牌，三联将不会参与重组，这样郑百文必死无疑，所以摘牌意味着破产，只有不摘牌也可能重组，因此重组与摘牌也成了生与死的关系了。

郑百文重组引起的争论，一方面反映了我国证券市场的不健全、不成熟，另一方面也反映我国破产法律制度漏洞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