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破产法草案在重整程序设计上的若干争议问题之我见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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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计划提出的主体问题，对重整计划的质量和顺利通过，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从各国立法规定的情况看，提出重整计划的主体一般不局限为单一主体，而通常有多个主体可以提出。但是，虽然多个主体有权提出重整方案，然而他们的先后顺序是不尽一致的。这样就形成了重整方案提出主体的多种结构形式。根据各国的规定，重整计划的提出者主要有这样几种结构形式：

(一)以债务人提出重整计划为主，以其他人提出重整计划为辅。美国采取这种立法例，并形成了著名的“占有中的债务人制度”。其理由主要是：

1.债务人对企业经营的状况比较熟悉，企业经营中存在哪些问题，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债务人最为熟悉。债务人提出重整方案，较能将企业的方方面面的情况考虑进去，包括企业职工的安排、企业领导阶层或高管人员的调整，设备的更新，囤积产品的销售和处置等等。诸如此类的情况，显然债务人较之任何外人都更加熟悉，因而制定出来的重整方案更加符合实际。

2.对公司债务进行整理，债务人最了解情况。债务人对债权债务关系作出妥善安排后，才能够顺利地通过重整方案。否则，在债权人会议或关系人会议上，重整计划就难以通过。债务人提出重整计划一般是比较切合实际的，它也能够针对各种类别的债权人的特点，分别对待，灵活处理，从而可以保障重整方案实现各种利害关系的最大利益，确保各方都较满意地接受重整方案。这种从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提出的重整方案，最终也会减少来来回回讨价还价的环节和次数。

3.有利于债务企业经营的连续性，使债务企业通过经营战略的调整，早日渡过难关。企业经营具有连贯性，债务人提出重整方案，它很容易将企业经营的前前后后的发展状况联系起来，总结历史上的教训，汲取历史上的经验，从而使拟定出来的重整计划更有针对性和可行性。

值得指出的是，根据美国《破产法》，债务人提出重整方案或计划是广泛地适用于任何一种类型的重整程序中的，具体包括：其一，由债务人自愿提起的重整程序，在这种程序中，债务人可以在提出申请的同时，提出重整计划草案;其二，在自愿性重整程序的全部过程中，债务人可以随时提出重整计划草案。当然，这里的“随时”是要受法定期间的限制的;其三，在非自愿性重整程序中，在法定期间内，债务人可以随时提出重整计划草案;其四，在委任独立的重整受托人的重整程序中，债务人也拥有首先提出重整方案的权利。因此，这种由债务人提出重整方案的权利，在法定期间内，具有垄断性;债务人提出重整计划草案的权利既不受重整程序启动形式的限制，也无论它是否续任重整程序中的管理人。

根据美国《破产法》的规定，债务人提出重整计划的法定期间是120日。在这120日期间，债务人拥有提出重整方案的垄断性权利，除债务人以外的任何人都不得提出重整方案。这120日是从法院作出进入重整程序的裁定之时开始起算的。如果在这120日期间债务人不提出重整方案，或者提出的重整计划没有在法院作出重整救济命令后的180天内，为所有各组受损债权人或股东所接受，或者依法选任了重整受托人，那么，不仅债务人，而且重整受托人、债权人委员会、股权持有人委员会、债权人、股权持有人以及任何公司债受托人均可提出重整计划。○1

(二)以财产管理人提出重整计划为主，以其他人提出重整计划为辅。日本采用这种立法例。根据日本《公司更生法》第189条的规定，重整计划应由财产管理人在更生债权和更生担保权申报期间截止后的法院规定的期间内向法院提出。但日本《公司更生法》第190条同时规定，债务公司、已进行申报的更生债权人和更生担保人及股东，也可向法院提出重整计划。○2所不同的只是，前者为法律义务，后者则属法律权利。法院根据相关人的请求，或者依职权，可以延长上述期间。如果财产管理人不能在法定期间内提出重整计划草案，则必须向法院提出该事由的报告书。日本之所以规定由财产管理人提出重整计划草案，这是与其重整程序的体制结构有关系的。日本的重整程序与美国不同，在日本，重整程序只能由财产管理人主持进行。这与美国原则上将重整程序交由债务人操持有所不同。

(四)由债务人或者管理人提出重整计划。我国《企业破产法》(草案)就采用了这种规定。根据我国《企业破产法》(草案)的设计，在重整期间，经债务人申请，人民法院批准，债务人可以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如果债务人未经获准自行成为重整人，则由管理人成为重整人。在确定重整人后，重整人就有责任提出重整计划草案。由此来看，我国也准备采用重整人与重整计划草案拟定人相统一的体制。

可见，在重整计划草案的拟定上和提出主体上，有两种典型的做法：一是多元制，另一是统一制。多元制的优点是引入监督机制和竞争机制，这样可以督促债务人尽快提出重整计划草案，而且它所提出的重整计划草案也要接受住对立方案的挑战和考验。这对优化重整方案是有裨益的。一元化的做法在理论上有助于提高效率，但一元化或统一制的做法存在外在压力不足的弊端。因此，比较而言，采用多元制的美国立法例值得借鉴。重整计划应是群策群力、反复比较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其拟定与提出以主体的多元化为利多弊少。

二、重整债权人的分组问题：应不应该有一个股东组?

重整计划草案被提出后，显然并不立即产生效力，要使重整计划草案变为正式的重整计划，从而使之产生法律效力，还需要经过两个关键环节：一个是经过有关利害关系人的表决程序，另一个是经过法院的审查批准程序。这两个程序的经过，对重整计划的效力形成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因此，将重整计划草案交付关系人会议表决，是重整计划产生效力的第一步。

我国《企业破产法》(草案)第80条将重整计划中的债权分类规定为以下四种：

(1)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或者法律规定的优先权的债权;

(2)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和基本社会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

(3)企业所欠税款;

(4)普通债权。

可见，我国的债权分组与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大致相同，只是，对于普通债权似乎尚需作出一些区别性规定，作出更加细致的分类，这是其一。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股东权益要不要单独分类?这是有争议的。

肯定者认为，股东是公司的投资者，公司在消灭前，股东都有合法权益需要加以保护，公司是否要进入重整程序，以及如何进行重整，这些问题都需要听取股东的意见。

否定者则认为，股东进入重整程序后，事实上已不具有权益了，听取股东的意见，恐怕不利于重整程序的进行，因为股东不会从公司利益出发，更不会从债权人利益出发，它更多的是从自身利益能否获得补救这个角度出发。而这样一种考虑，它只会激励公司进入重整阶段;而这种考虑在客观上会损害债权人的利益，甚至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笔者认为，对于股东是否应当作为一个单独的组别加以规定，应当分两个层次加以考虑。第一个层次是，在法律上，作为一个抽象的规定，股东应否作为一个独立的组别出现?第二层次，在股东作为独立组别出现后，它在什么情况下应当具有表决权?什么情况下应当不具有表决权?

对于这两个设问，笔者认为股东应当作为一个独立的组别出现在立法规定上。理由是：

其一，公司进入重整程序，不一定肯定达到破产界限。在未达到破产界限但却因为经营管理上的问题存在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之虞，则依法也可进入重整程序。在这种情况下，股东对公司经营还是存在独立利益的，因此它对重整计划应当有表决权。

三、重整计划的批准问题：法院何时能够强制性批准重整计划?

所谓强制性批准，其要义在于法院基于多数债权人或利害关系人利益以外的因素的考虑，在违背多数利害关系人意愿的情况下，强制性地批准认可重整计划，从而强制性地开始重整程序。可见，强制性批准重整计划，法院更多考虑的是社会公益或其他利益。为了使强制性批准具有正当性，立法对此均予以高度重视。

对法院强制性批准重整计划草案，应当设定一些基本条件。一般分三个方面：一是最少限度组别同意的原则;二是要符合公平补偿的原则;三是要符合绝对优先原则。

对于第一项原则，是否要规定必须有至少一组的债权人或利害关系人同意，法院才能强制性批准重整计划草案?我国破产立法中对此曾有争议，但最终没有采纳此项原则;也就是说，法院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强制性批准重整计划草案。究竟作出什么样的规定才算合理?这不能简单论事，而必须结合各国破产实践和对企业重整的需要以及债权人的基本素质等多方面因素加以综合考虑。我国破产立法不采用此项原则，其在实践中的效果究竟如何?尚需拭目以待。但有一点疑问是可以提出的：法院会不会滥用强制批准权?在目前的司法环境下，这种担忧不无道理。因此，为了尊重债权人的意愿，从而赋予重整计划以必要的正当性，应当认为实行此项原则还是有其必要性的。实行了此项原则，说明对债务企业的重整至少可以体现出对某些权益享有者利益的充分保护。这就使得被法院强制批准、而没有任何组别债权人或权益享有者同意的重整计划，获得了最低限度的正当性。否则会给重整计划的正当性带来不必有的疑问。

美国破产法对此规定，法院作出强制性批准的一个基本要求是，至少有一组权益受影响的债权人或股权持有人接受了该项计划。值得指出的是，权益不受影响的组别被视为自动接受了重整计划，但是，这种组别不能算在这里所要求的“至少一组”的范围内，也就是仅仅是权益不受影响的利害关系人同意尚不足够，关键要取得权益受到影响的权益组别的同意。这一点体现出了美国破产法对债权人利益的充分保护和关怀。

其一，如果不同意重整计划草案的组别为担保债权人或其他优先权的人，则该重整计划草案能够满足其全部债权，因延期清偿所受的损失将得到公平补偿，并且其担保权或者优先权并没有受到实质性损害。

其二，如果反对重整计划通过的组别为企业职工或者是税务机关，则该重整计划能够全额清偿其债权。

其三，如果属于普通债权，则该重整计划能够保证普通债权人所获得的清偿，不少于按照清算所能够获得的清偿比例。

以上即为公平补偿原则。可见，公平补偿原则就其实质而言乃是弥补不同意者的全部损失，或者是重整程序的进行较之立即进行清算更加优惠。在这种情形下，不同意重整计划的组别经过协商后依然拒绝接受该计划，是没有太多的道理的。惟一的担心是存在的，这就是：如果重整失败，其受偿的实际比率会有所减少。但为了使债务企业能够在兼顾多方利益的基础上重新振作，法院强制债权人或其他权益享有者冒一些风险，也是允许的。这就是重整制度的社会价值所在。

只要不同意重整计划的组别，能够依上述条件获得保障，法院就可强制性地批准重整计划。值得指出的是，如果任何一个组别都不同意重整计划，或者部分组别不同意重整计划，法院都需要按照公平补偿原则，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调整，调整后达到上述标准，法院即可强制性批准。如果法院仅对部分不同意的组别进行利益调整，而不对其他组别实施相类似的调整，法院则不得行使强制性批准的权力，否则相关的利害关人即可依据法律的规定寻求司法救济。

除上述两个原则外，法院在作出强制性批准前，还要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清偿顺序审查和可行性审查。对清偿顺序进行审查所依据的乃是绝对优先原则。

公平补偿原则适用于不同意重整计划的组别与清算程序的利益比较，是平衡纵向关系的原则;而绝对优先原则所平衡的则是利害关系人相互之间利益的原则。它的含义是指：在清算程序中处在优先顺序中的组别，如果它不同意重整计划草案，则它在重整计划中的受偿应当优先于位于其后的组别。比如，担保债权人不同意重整计划，而普通债权人同意重整计划。根据重整计划草案，普通债权人能够获得哪怕只有1%的清偿，则重整计划草案对担保债权人或其他优先权人所设定的清偿比例，就必须达到100%。这就是清算顺序在重整计划中的运用。当然，重整计划如果获得优先债权人的同意，则不受清算顺序的制约。可见，绝对优先原则具有两个相联系的内容：其一，如果任何一组债权人或股权持有人反对一项重整计划，该重整计划就必须保证，在这个组别获得充分清偿后，在优先顺序上后于这个组别的其他组别才可以开始获得清偿。其二，同时重整计划还必须保证，在这个组别获得充分清偿之前，清偿顺序中处在优先地位的组别所获得的清偿，不能高于100%。由此来看，绝对优先顺序原则的宗旨在于：破产法对清算程序所规定的先后顺序，在重整程序中对那些持反对意见的组别也必须同样适用。这反映了一个基本的程序逻辑关系：清算程序是对各种利害关系人利益保护的底线，重整计划不能在违背利害关系人意志的情况下，人为地突破这个底线，否则，反对者有权要求法院将案件推向清算程序。也正因如此，法院在确保利害关系人享有清算利益的基础上强行批准重整计划，便具有了基本的正当性。

注释：

○1美国破产法典第1121条(C)。

○2分别参见日本《会让更生法》第189条和第190条。

○3黄川卫：《公司重整之研究》，第28页、27页。

○42000年4月，日本《民事再生法》第38条第1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