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汉东:国际金融危机下的中国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思维导图

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困难和挑战。我国的贸易出口、产业投资、就业形势以及居民收入与消费等重大问题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进程，并以其强大的破坏力动摇了我国经济传统的增长模式。金融危机日益凸显我国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弊端。以低工资、低福利、低劳动保障的劳动力价格来维系相对竞争优势，并以污染环境，耗费原材料的“肢体经济”模式目前难以为继，我国必须在危机中寻求新的发展方式。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史上并非罕见，发达国家应对经济危机的举措值得我国借鉴。美国在上个世纪30年代陷入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之中。以好莱坞为代表的影视业在危急中逆市而上，利用有声电影、彩色电影的最新技术，注入洛克菲勒、摩根集团的巨额资金，形成环球、21世纪福克斯等八大电影公司，有力地拉动了经济增长，尔后与飞机制造业、信息产业并列成为当今美国经济的三大支柱产业。日本曾在20世纪90年代初面临着泡沫经济破灭的深刻危机，尽管当时日本经济发展缓慢，日本政府和企业对科技的投入始终有增无减。此外，日本还将“技术立国”的国策转变为“科学技术创造立国”和“知识产权立国”，这些政策措施激发了日本原始创新能力不断增强。被誉为“东亚经济奇迹领航者”的韩国曾在1970年至1995年间人均收入猛增5倍多，但1997年的金融危机令这场奇迹戛然而止。为了摆脱危机，韩国于1997年提出“创意韩国”的发展理念，1998年提出“文化立国”的发展战略，并将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政策工具，成功地从制造国家转型为创新国家。不难发现，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对各国各个产业的影响并不是完全相同的，那些知识密集、创意主导、附加值高的产业，在正确的产业政策指引和知识产权制度的庇护下，完全可能逆向而动，谋求经济发展的转机和胜利。

从我国的基本国情来看，一是不能走资源耗费型的发展道路。中国资源有限，人均淡水、耕地、石油、天然气以及主要矿产资源分别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5%、33%、18%、13%和40-50%。因此我国不能靠牺牲环境、耗费资源、提供廉价劳动力来参加国际分工与协作；二是不能走技术依赖型发展道路。中国对外技术依存度达到50%以上。不管是考虑西方国家维护其技术优势、限制高技术转让的基本立场，还是考虑自身经济安全、文化主权和科技发展的需要，中国都只能走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

就我国市场主体——企业自身而言，当前企业求得生存、维持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于核心竞争力的提高。最早提出“核心竞争力”概念的美国学者普拉哈德和哈默认为只有那些能使企业保持长期竞争优势、获取稳定超额利润、明显优于且不易被竞争对手模仿、能够不断提高顾客价值并能使企业获得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才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成功的企业大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技术创新和品牌的竞争力，以求在变幻莫测的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无论是高科技领域还是传统产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是知识产权。

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创新包括五个要素，即使用新产品、新技术、控制新材料的供应来源、开辟新市场和实现新的企业组织。熊彼特认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有两个因素至关重要，一个是技术创新，一个是制度创新。创新理论因应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格局，即我们要运用制度创新推动技术创新，实现传统经济结构的转型。知识产权制度作为制度创新的产物，其保障着知识生产、传播与利用的智力劳动过程，服务于知识经济社会化、产业化、产权化的发展目标。可以说，知识产权制度是促进技术创新最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就我国而言，知识产权战略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制度支撑，借助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东风，不仅可以实现制度上的创新，而且可以带动技术创新，而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正是实现经济增长的两个关键因素。因此，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正是消除现行危机，创造新发展机遇的科学决策。

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们不仅要充分认识传统发展模式之“危”，更要清醒看到科学发展方式之“机”。从国际经验到中国国情，从创新理论到知识产权制度本身，表明我国应当大力推行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我国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型。

自2008年6月《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公布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进入了一个战略主动期。知识产权战略是我国为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其实施的成功与否将决定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最终走向。在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之时，也正值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技术升级和企业改造的关键阶段，我国推进知识产权事业的决心不能动摇，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政策目标不能动摇。

一是提高专利技术的有效应用率和专利产品的附加值。从创新成果到成果产业化是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关键一跳”，也是创新活动持续进行的必要步骤。目前，我国企业对专利技术的产业化重视不够，应用水平不高。不少企业存在着有技术无专利、有专利无应用、有应用无产业化的现象。据资料显示，我国技术成果的市场转化率仅为20%，远低于发达国家相关指标80%的水平。现今国际货物贸易中增长速度最快的是高科技产品，如计算机、半导体芯片、通讯设备等。它们能够为产品所有人带来很高的附加值，这种高附加值来源于相应的技术优势，体现了专利权所凝结的价值。当前，我国内资企业的专利产品附加值低，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严重依赖外来进口。光纤制造设备的100%，发电设备的9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的85%，石油化工设备的80%，轿车工业设备、数控机床、纺织机械、胶印设备的70%来自于进口产品。近年来，我国高技术产品进出口虽然在总体上呈现贸易顺差，但顺差的主体是外资企业，尤其是外商独资企业拥有相当高的贸易顺差，而大部分内资企业仍然具有较高的贸易逆差，其中国有企业的贸易逆差最大，2007年达到123.4亿美元，私营企业的贸易逆差也达到38.6亿美元。扭转这一被动局面要求政府和企业相互配合，将最新的科学技术引入生产经营领域，逐步实现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和传统产业的高新技术化，着力提高专利产品的附加值，扩大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二是提高国际知名品牌的增长率和知名品牌的国际市场影响力。与驰名商标这一法律概念不同，国际知名品牌是一个经济概念，它要求具备一定的国际性标准：商标的价值达到10亿美金以上；使用该商标的商品海外销售量要占总销售量的20%以上，该商品海外市场取得的利润占总利润的30%以上；商标在同类商品中具有号召力和影响力。中国现在的商标申请量逐年飙升，但是真正称得上国际知名品牌的商标寥寥无几。在世界品牌实验室评选出的2008年世界品牌500强中，美国占据243个，法国42个，日本42个，英国38个，而中国仅有15席，其中包括中国移动、中国中央电视台、海尔、联想、中国工商银行、国家电网等品牌。除了国际知名品牌偏少外，我国知名品牌的国际市场影响力亦显不足。据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统计，名牌在全球品牌中所占比例不到3%，但市场占有率却高达40%，销售额超过50%，个别行业（如计算机软件）甚至超过90%。尽管中国已有170多类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但以自主品牌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仍低于20%，自主品牌出口额在全国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不足10%。为此，在世界品牌实验室公布的2008年度《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中，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仅占6.2%。上述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我们转变认识，以一个战略眼光和国际视野争创更多知名的民族品牌甚至世界品牌，不断提升知名品牌的国际市场影响力。

三是提高文化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和版权产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在知识经济时代，文化竞争力是国家核心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意产业作为知识经济的核心，处于领先和主导的地位。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提高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不仅在经济上需加以考量，而且事关我国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涉及国家的软实力。当今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软实力的提升，具体表现为争夺文化市场，形成本国文化产业在全球化国际社会的竞争优势。现在世界文化市场的分割，依然是西方主流文化一统天下。美国占据世界文化市场42.6%的份额，欧洲国家占到33.9%，亚洲和南太平洋国家占19%，而其他国家共享有不足5%的份额。就亚洲和南太平洋国家所据有的19%的份额而言，日本占据10%，韩国拥有3.5%，而中国仅占有极少的一部分。这说明我国文化产品缺乏国际市场竞争力。除此之外，版权产业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带动力亦显不足。近年来，我国创意产业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2007年上海文化产业总产出达到2718.95亿元，占全市生产总值的5.61%，对上海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6%。据悉，至2010年，北京市文化产业总产值将达到1000亿元，占全市GDP的比重将达到10%。据“创意产业之父”、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霍金斯估算，目前全世界文化创意产业每天创造220亿美元产值，并以5％的速度递增。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更快，如美国达14％，英国为12％。虽然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势头迅猛，但是文化产业在我国的潜力还远未发挥。鉴于上述这些情况，我们要更加重视文化产业，加大对文化产业的开发力度，提升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以文化拉动经济的增长。

目前，我国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正处于关键阶段，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必须从多方面注重其质量和效益的提高，以发挥知识产权制度的战略作用，从而更为有力地为我国应对金融危机提供强大的政策支持。

知识产权战略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长远政策。当前的情势既是危机又是机遇，知识产权战略的有效实施，将为我国营造良好的自主创新氛围提供政策指引和制度支撑。

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和政策的有效运用尚缺乏以下要素，解决这些问题将是运用知识产权 “化弊为利”、“兴利除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路径和长期举措。

第一，以知识产权为导向的公共政策体系。在公共政策体系中，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总政策”目标，并不是知识产权制度独立承担的，其目标取向也应体现在其他公共政策中。与知识产权制度相关联的公共政策主要有文化教育政策、产业经济政策、科学技术政策、对外贸易政策等。作为政策决策主体的政府，其任务在于制定和完善政策，并注重不同政策间的协调。当前，中国政府出台了很多政策，加大投入，刺激出口，拉动内需，力求减少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带来的负面效应。据悉，未来两年中国还将投入4万亿强力启动内需。但从投资数额的分布情况来看，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高达18000亿，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3700亿，生态环境方面3500亿，保障性安居工程至2800亿，而自主创新结构调整的投入则仅为1600亿，占总投入的4%。笔者认为，在过去较长时间里，知识产权在经济、文化和社会政策中的导向作用不甚明显，今后应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中得到加强。

第三，发达的中介机构及其良好的社会服务。知识产权中介机构是指提供各种知识产权服务，包括咨询、代理、检索、评估、诉讼等的社会中介组织。是否拥有健全、成熟的中介服务体系，也是衡量知识产权制度是否完善的标志之一。目前，美国一年的专利许可贸易收入达1800亿美元，品牌授权使用金额超过1050亿美元，这些知识产权交易都离不开中介服务活动。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知识产权中介机构存在着数量较少、类型发展不均匀、质量参差不齐、服务水平不高、服务内容单一等缺陷，尚不能满足知识产权有效运用的需要，企业“买技术难，卖技术也难”的问题都比较严重。因此，中介机构和社会服务作为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配套机制亟待完善。

第四，高水平的知识产权专门人才。知识产权人才是知识产权事业成功的基本保障。据统计，在发达国家的企业，从事知识产权工作的员工占本企业职工总数的千分之六。按照国际惯例，企业应按技术人员4%的比例配备知识产权人员。我国目前有200多万技术人员，而知识产权从业人员估计只有1万人左右。知识产权人才匮乏，影响了我国知识产权事业的健康发展。因此，打造知识产权战略人才库，是我国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源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