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瑞、唐建军：论知识产权保护与发展权思维导图

发展权的提出是第三代人权理论的重点。最初是由塞内加尔第一任最高法院院长，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委员凯巴姆巴耶于1970年正式提出的。发展权既是一项个人人权，也是一项集体人权。在1979年联合国大会上，明确了“强调发展权利是一项人权，平等的发展机会既是各个国家的特权，也是各国国内个人的特权。”此后，1986年《发展权利宣言》通过并指出：“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由于这种权利，每个人和所有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促进、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获得充分实现。”在此，它意味着每个人有权利在各国现有的基础上发展自已，实现自我，并以此增进社会的总体实力，为人类文明作出贡献。

发展权不仅仅是一项个人权利，也是一项集体权利。发展权是个人发展与国家、社会发展的和谐循环：即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进步能促进个人的发展，而无限个人的发展促使着国家社会乃至整个全人类和谐的发展。在此权域内，每一个人都是能动的、积极的，并通过参与发展，进而促进发展，最后享受发展的良性循环中不断地提升整个人类。因此，“发展权不仅是人的个体和人的集体参与，促进并享受发展的权利，也是人们相互之间得以协调、均衡、持续地发展的一项基本人权。”

所以，发展权首先是人的个体与人的集体的权利的和谐统一。在此“只有以个人所属的集体的福利为开端，才能更切实地迅速地获得个人福利”， “发展是总体的，世界的各个部分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所以发展应该具有全球性的特点。一项能够持久的发展，只能是所有人的共同发展”。

其次，发展权是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权利的统一和协调。正如1976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指出，“发展是多元的。……经济、文化、教育、科学与技术无疑都是各具特点，但它们也是互相补充、互相联系的。只有当它们汇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成为一个以人为核心的发展的保证”。 总之，发展权是以政治发展为前提、经济发展为核心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内容的有机统一整体，是社会的当下利益与未来利益的统一，是人与自然的协调和共同完善。

第一，知识产权怀疑论。此种思潮是以美国Anatoly Volgnets为代表的学者，对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十大疑问，认为现在的知识产权保护不是对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等产生了促进作用，而是相反地产生了障碍效应。也就是说，此种制度不是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相反阻碍了人们参与发展和享受发展。这是因为知识产权保护使人们的创作机械化、智慧创作物商品化以及传播商业化，这样的结果能促进社会的进步，促进人的发展吗？我们说，这样的疑问并非没有道理，但它真的就会产生上面的结果吗？大家都知道，知识产权制度是只对创造性劳动进行补偿的制度，然而它保护的是在竞争中胜出的劳动，而非一切劳动，这在专利制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专利制度中，只有谁最先胜出，谁就是特权的唯一拥有者，即“赢家通吃”：要么成为第一，获得一切；要么什么都不获得。在这里，只有竞争中的优胜者才能获得成功的酬劳，而那些钝化的劳动者，只是充当少数强者胜出的公分母，这又怎么能说知识产权的保护使人们创作机械化呢？它分明活跃着人们的创造思维，激励着人们不断地创新、后续创新从而达到人类全面发展所需的智力资源。至于知识产权保护智慧创作物商品化以及传播商业化，这样诘问，只会让人觉得发问者生活在一个纯净的真空中不食人间烟火。众所周知，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全球一体化，开口不言利，并非真君子。而且，从经济学角度去分析，人类经济生活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使各种资源的价值最大化，以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财富总量，从而实现发展权里的经济发展，让人类的和谐发展有了更坚实的物质基础。这种观点，并不是突出经济权利，忽略其它方面的人的发展权，也不是将“增长”等同于“发展”的经济发展观。迄今为止，经济一直是人类社会发展理论的轴心，这和人类至今尚未彻底摆脱物质稀缺的制约不无关系。那么，随着知识产权制度对创新性智力成果的保护，对竞争的保护，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它会刺激人们永不信息地进取，所以，此种制度的建立正是与现代社会对发展的渴望和对效率的重视直接关联着。也正是如此，人类才会终有一天彻底摆脱物质稀缺的制约，追求的将会是知识层面和精神层面上的“物质”，而发展自我，实现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