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新兴产业是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大战略思维导图

我们顺利走过了经济起飞的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缺乏技术、缺乏资金、缺乏市场，但有相对充裕并廉价的资源、相对较大的环境容量和“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主要依靠相对充裕和廉价的资源优势我们顺利地实现了经济起飞。在进入投资和出口导向阶段后，很快迎来了加入WTO带来的机遇，经济规模迅速扩大、出口超常规增长，吸收了大量过剩产能，使我国成为经济全球化最大的赢家之一。但是，要素低成本不可能永存，资源依赖型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现在我国正处于向创新导向的发展阶段迈进的重要关口。从国际经验看，这是经济发展阶段升级最难过的一道门槛，不少国家在这个阶段步伐放缓、甚至停滞了。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央就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任务，但由于种种原因，收效尚不理想。由此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矛盾：一是已经变化了的生产要素结构与传统增长方式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如资源环境约束增强，但资源密集领域的投资热情依然很高。智力型人力资源优势上升，但没能被充分利用等；二是企业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不足以支承日益庞大的经济规模。如很多产业大而不强，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产业链的低端；虽然产业规模很大，但在技术和价格等方面缺乏话语权等；三是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使改善经济结构的目标难以实现。如投资效率呈递减趋势，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比逐年下降，投资与消费失调、内需与外需不合理等；四是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终将过去。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发达国家的产业向西班牙、亚洲四小龙转移，而90年代之后又从这里向中国大陆等国家和地区转移，周期大约为25年。对于中国而言，外资大规模进入已经有20年，还有多大空间，还可以延持多少时间？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家马丁·沃尔夫在接受中文网站采访时说：中国非常依赖国外的专业技术知识和技能。中国出口的成功，是建立在对国外专业知识高度依赖的基础之上。中国与日本甚至韩国不同，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在技术创新上没取得多大进展，在创立世界级企业方面也没有多大建树。这些评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今天的窘境。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以引进技术、大规模投资、接受产业转移、扩大产业规模为标志的投资和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只是我国工业化发展的一个阶段，不是最终目标。在这期间必须完成创新要素和创新能力的积累、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我们与全球金融危机重灾区国家不同，应抓住当前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有利时机，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产业升级。现在，国内外持续、巨大的需求，为造就世界级企业奠定了基础；巨大需求中高技术含量的部分为企业自主创新提供了宽广的舞台，是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的最有利时机。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产业遇到的困难，外因是国际市场骤然收缩的冲击，而内因则是经济增长方式落后，产业升级缓慢，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诸多矛盾的爆发。例如，一般加工业产能过剩；产业布局分散，造成结构性低效率；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在国际分工中大多处于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低端；高消耗、低效率、重污染产能淘汰迟缓等。现在，中国需要进口什么，国际价格大都上涨；中国能出口什么，国际价格大都下跌。进口价与出口价的“剪刀差”表明财富的外流。

种种情况表明传统增长方式已经走到尽头，昨天那些经济增长的保障性因素已经成为今天发展的制约性因素。经历全球金融危机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中国经济结构不可能再重复过去。现在，我们已经占到了一个新的起点，新的比较优势正在出现，并展现出良好前景。其中最主要的，一是生产要素结构升级，创新要素日益充裕，特别是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逐渐普及，产业工人队伍整体素质提升；本科生和研究生规模扩大，知识型人力资源优势开始显现；二是在市场竞争中企业组织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企业和企业家队伍逐渐成熟；三是技术和产业配套能力大大增强，创新的成功率提高；四是市场需求旺盛、需求层次提高，多样化市场格局逐渐形成。相应地，我国产业的比较优势已经由低成本一般制造，转化为低成本研发和低成本复杂制造的“双低优势”。其中，“智力密集程度”一般发展中国家做不到、“技能劳动密集程度”发达国家做不起的领域，是我国产业放手施展的广阔空间，是中国产业和企业挤入全球领先地位的亮点。这是分析国内外因素可以做出的一个重要判断，它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将对所有产业和企业产生较大的影响。

例如华为、中兴、腾讯、迈瑞、和利时等企业正是利用中国廉价、聪明、勤奋的工程师创造的研发优势奠定了自己的国际竞争地位。在我们这样一个欠发达国家，这些公司可拥有几千甚至几万名研发工程师，这在发达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华为技术专利年申请量已跃居世界第一，振华港机、比亚迪、三一重工等则在智力与劳动“双密集”的行业取得了巨大成功。跨国公司纷纷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正是看中了中国廉价知识型人力资源优势。目前，“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意味着我们有庞大的知识型人力资源后备。

比较优势的变化，既对既有增长方式形成了压力，也为经济转型、实现产业升级创造了条件。

进入新世纪，在科技攻关、863计划、火炬计划的基础上，国家实施鼓励技术创新的政策，各地科技园区得到发展，针对技术创新的金融服务逐步跟进，政府的科技投入逐年增加。2006年初，在全国科技大会上胡锦涛同志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宏伟战略；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这一观点很快被广泛认同，成为激励自主创新的强大动力，鼓励创新的各项措施进一步完善和落实。近年，这些政策措施的效果逐渐显现，创新活动进一步活跃。2008年与2005年相比，三年间大学毕业生年均增长22％、研究生年均增长27％、学成归国人员年均增长33％；全社会科技投入年均增长25％，其中财政投入年均增长20％；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年均增长18％；专利申请数年均增长29％，其中发明专利申请年均增长达36％。科技人员自主创业逐渐形成气候，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的各项条件已经具备，他们的回归弥补了国内前期研究的不足。科技型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迅速发展，据中关村管委会掌握的情况，中关村约有1000家科技企业达到或接近了创业板上市条件；深圳科工贸和信息委的数据显示，该市符合创业板上市条件的后备企业有1100家，对其中300家已启动跟踪服务。深交所研究所研究人员做出了如下的判断：我国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发展进入了“井喷阶段”。种种迹象显示，我国开始进入科技创新活动的活跃期，在有些领域已经到了由技术模仿、跟踪，转向主要依靠自主创新求发展，进而向产业发展制高点进军的阶段。

例如，新一代移动通讯、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网络、基础芯片、无线宽带、高速铁路、高温气冷堆、电动汽车、新一代客机等许多技术和产业领域已经有了一定的技术积累，有些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到了产业化突破的“临界点”。如果我们继续加大研发投入、进一步改善创新环境，改革那些阻碍产业化进程的体制因素，那么就可能出现活跃的创新活动与产业升级互动的生动局面，从而推动一些产业进入全球领先地位，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多年诉求以产业升级为载体而变为现实。

重大技术变革产生之初，给后起国家的技术跨越提供机会。就成熟技术而言，后发国家与先进国家相差甚远；而对有些即将产业化的新技术，差距就没有那么大。而且处于萌芽期的新兴产业，技术尚不完善、知识产权壁垒尚未形成、产业垄断地位还不确定、商业模式还存在不确定性。对于具有革命意义的新技术，先进国家因对传统技术的“路径依赖”和巨大资产存量的拖累，有时会犹豫和踌躇；而后发国家则可轻装上阵。两者的反差，提供了赶超的机会。如无限通讯、电动汽车等。

历史上由于复杂的原因，我们错过了几次科技革命的机会，使我们甚至沦落到半殖民地地位。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遇和挑战，我们以怎样的理念，采取怎样的战略和步骤，将影响中国产业的发展前景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把培育新兴产业上升到国家战略，是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大步骤。以发展新兴产业为契机，将形成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相互促进的新形势，使我国工业化走上一个新的阶段：一是工业化的技术来源将由引进模仿为主，开始走向自主创新为主；二是经济增长由主要依赖资源消耗，转向主要依靠创新实现效率提升；三是由产业链的低端制造，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延伸；四是由产业跟踪，转向在一些领域开始挑战领先地位。

在这过程中将创造更具前景的新的投资机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特别是大量较高收入的岗位，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将大大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使我国由一个“技术消费国”转变为技术创新国；将大大缓解资源环境压力，提高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还将带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培育出一批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和企业集团，实质性提高国际竞争力。

由资源依赖型经济增长向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转型，是决定能否后来居上的重大转折，它直接影响未来国家的命运。

韩国和台湾地区很成功的一点是，在引进技术的过程中培育了自主创新的能力；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培育出了本地资本为主体、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司；在接受国际产业转移中锻炼出了高素质的职工队伍；在参与全球竞争中造就了世界水平的企业家，并由他们带出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企业。如韩国的李秉哲和他的三星、郑周永和他的现代、朴泰俊和他的浦项；如台湾地区的王永庆和他的台塑、张忠谋和他的台基电、郭台铭和他的富士康、高清愿和他的统一集团等。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

企业创新或不创新是一种经济行为，是应对外部环境的一种选择。有怎样的发展环境，大多数企业就会选择怎样的发展模式。促使企业不断进取的是外部的压力和挑战，而不是风平浪静的优越条件。离开市场力量的“倒逼”，产业升级将非常缓慢。

影响企业行为的主要外部因素是生产要素价格和环保成本。在生产要素价格低廉、环境成本可以“外部化”的情况下，企业往往愿意选择高消耗、重污染的发展模式。在生产要素价格高启、环境监管趋严的情况下，迫于优胜劣汰的压力，多数企业会逐步被“逼上”创新发展道路。因此，为转变增长方式、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比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企业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更加重要、能发挥“四两拨千斤”作用的是，理顺资源性生产要素的税收和价格，真实反映其稀缺程度；严格执行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使生产成本真实化。

目前资源环境的压力已经十分强劲，例如，发达地区土地资源不足的压力，矿产资源短缺的压力，能源价格上升的压力，环境治理成本内部化的压力，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等都已十分强劲，高消耗、低效率、重污染的增长方式已经无以为继。“逼迫”增长方式转型的客观条件已经形成。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把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环保收费改革作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这是国家向地方和企业发出的重要政策信号。当前，应把握时机、控制力度，加快培育生产要素市场，逐步放开对土地、水、成品油、矿产品等生产要素和稀缺资源价格的实际控制，建立符合市场经济的价格形成机制、加快环境成本内部化进程，同时用税收杠杆进行调控。这样就可以发挥价格、税收、汇率、利率和环境监管的作用，促进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使必须释放的资源环境压力成为迫使增长方式转变、加速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驱动力，为新兴产业发展开拓空间。

资源性产品价税和环保收费改革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资源环境的压力即便是有控制地平缓的释放，对地方和企业也是极其严重的挑战。由此将引起各个地方和企业比较优势的巨大变化，甚至面临竞争地位的重新洗牌。对这一经济走势缺乏理解和准备，将错失机会。（科技日报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陈清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