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意透支信用卡诈骗催收问题思考思维导图

其一，对电话催收证据的认定。实践中银行通常采取电话催收的方式。有同仁认为，目前银行内部有专门电脑系统对催收情况进行记录，只要没有相反证据，该电话催收记录是具有证明效力的，但笔者认为需要附加一个条件，即由于该电话催收系统是银行内部操控的，所以必须严格审查，确保催收记录能够排除人为恣意修改而具有实时性、准确性、完整性。

其二，对实际持卡人与登记持卡人不一致情况的认定。实践中这种情况时有发生，例如借用他人的身份证和信息办理信用卡供自己使用，银行催收时联系到的是身份证的主人。此时，登记持卡人在接到催收通知后及时表明不是实际使用人，并且帮助银行通知实际使用人，只要有证据证明其已转告实际使用人，那么这种转告的方式也应认定为有效的催收。

其三、对逃避银行催收的处理。《解释》第六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透支后逃匿、改变联系方式，逃避银行催收的”应当认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该情况的发生并不必然被认定为“恶意透支”，因为认定“恶意透支”还必须有“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的条件。这样就出现了悖论——逃避银行催收，经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的，属于恶意透支。既然持卡人逃避催收，又怎能同时满足“银行两次催收”的条件呢?这就会留给持卡人规避法律的空间，只要持卡人想方设法使银行无法通知他，那么无论透支金额多少、透支时间多久，都无法认定其构成信用卡诈骗罪。所以，一种意见认为，对于有证据证明逃避催收的，不必附加“两次催收”的条件，银行可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通过侦查找到持卡人后，向其告知透支情况，即视为已催收，只要告知后经过3个月仍未还款，则认定为“恶意透支”。但是笔者认为，前一种意见无疑对打击犯罪更有力度，但执法机关很难突破现行法律规则的约束，而且银行也涉嫌浪费本已很紧张的司法资源。所以权宜之计，笔者更倾向于就催收的方式在法律可以容忍的范围内进行拓展，例如允许银行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向持卡人实施催收。

《解释》第六条规定“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这留给了持卡人3个月的还款宽限期。这三个月的还款宽限期从何时开始计算?从第一次催收时起算，还是从第二次催收时起算，或者从最后一次催收时起算?有一种意见认为，“两次催收”只是必需的最低限，之后银行仍可继续催收，如果继续催收则意味其主观上容忍了持卡人的行为，故应以最后一次催收时起算3个月的宽限期。笔者认为，从文义看，应当是从第二次催收时起算，此后银行虽有权对持卡人继续催收，但已不影响3个月宽限期的计算。只要持卡人在第二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未还透支款，即可认定其属于“恶意透支”而入罪。

如果银行在第二次催收后还未满3个月就向公安机关报案，是否影响信用卡诈骗罪的成立?一种意见认为不影响，即使银行先报了案，只要3个月的宽限期满，持卡人仍未还款的，仍然构成信用卡诈骗罪。但笔者认为，此时应以侦查机关是否立案区别对待，如果侦查机关经审查发现尚未满3个月而未立案，待期满后方立案侦查，应当不影响此罪的成立;如果侦查机关在未满3个月便立案，即使在侦查过程中期满且持卡人未还款，也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银行从维护其利益出发，为尽快达到两次催收的法定次数，有可能在第一次催收后很短的时间内就第二次催收。因为《解释》并未对两次催收的间隔期间作出规定，所以银行采取这种极端的手段并不违法，但却是不合理的，在两次催收之间应该有一定的宽限期，给予持卡人合理的还款时限。由于没有规定，所以这个问题目前只能依靠司法机关的自由裁量了，笔者认为可以参照个案所涉商业银行的记账日周期来酌定。

需要强调的是，银行实施催收的单方行为可以决定持卡人是否构成犯罪，所以无论间隔期间问题，还是其他银行的单方行为，司法机关都应当审慎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