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美家居赵建国思维导图

现为政协北京市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工商联常委。

在民营企业家中，赵建国无疑是个有代表性的人物。从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涉足木器加工，到缔造“集美王国”，时至今日依然领跑北京家居产业，他用近30年的时间见证了整个行业的风云变迁，始终如一地坚守家居领域。用他的话说，“只有熟悉，才能做出最好的产品。”

开放之初老师办厂

但是，1978年底一个重大事件在改变中国的同时，也改变了赵建国的命运——那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会议精神传来之后，赵建国的心立刻澎湃起来。“我就想，国家要变革了，个人是不是也应该做些什么？当时我们学校最好的老师一个月才挣56块钱，学生上课条件非常艰苦，我很想利用这个机会办厂为学校解决一部分经费，改善条件。”

于是，赵建国把想法告诉了校领导，由于方案成熟、优势明显，1979年夏天，由他负责的校办厂成立，经营项目为生产、销售沙发。“我们绝对是领会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最快的，当绝大多数人还在观望的时候，我们已经干起来了。”提到这里，赵建国仍非常自豪。

但那时，计划经济体制依旧根深蒂固，一个小小的校办厂要啥没啥，老赵靠着四处硬磕，终于要了点计划外的边角料。可是，第一个沙发做成了，竟然没人敢买，因为是“计划外”的。“那时候，真是难啊！工人捧着铁饭碗根本不干活！销售渠道也不通。”赵建国叹了口气，“可是，再难也得上”。

他四处寻找销路，想尽了办法，最后地安门的一家委托商行被“磨”得不行，勉强同意按“旧货”代销他们的沙发。谁知，沙发竟然随摆随卖。于是，这个校办小厂有了活路，开始批量生产。

之后，赵建国推行了一系列在当时非常超前的管理方法，如设置任务量、计件付酬、超额奖励以及来料加工等，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工厂的效率和产量。第一年，校办厂获得纯利2万多，第二年获利5万多，第三年达到了8万多。

建立工厂开拓渠道

离开学校的时候，赵建国孑然一身，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大笔财富。“那时工人每个月能挣到七八十块，我却是固定工资49块5毛，一分钱也没多挣。不过，经营校办厂让我跑出了路子，收获了经验，这也是我创业的基础。”

在一片推平的垃圾场上，使用土坯、竹竿和捡来的旧油毡等，赵建国几乎零成本地建起了厂房。1984年，建国木器厂正式成立，同时一张遍布全国的网络也正在搭建。这张网将原料供应商、木工班、图纸设计队等资源整合在一起，由他们提供半成品，而赵建国负责组装成成品后在自己掌握的渠道中销售。

于是，赵建国有了双重身份，他既是生产商又是渠道商，并且在这两个领域里都战绩显赫。赵建国曾经引领了京城铁艺床、弯曲木以及皮沙发三次流行风潮，这为他掘到了数桶金。赵建国戏称自己是圈里最早的大倒爷，是他最早把广东的家具运到北京，再批发销售。而恰恰是这个时候，国内出现了两次抢购风。就在这两年，老赵依靠渠道资源，轻松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世纪拆迁神奇崛起

之后，老赵在商场上越玩越轻松。转眼到了1992年，赵建国创建了集美家具城，专门销售家具。敏锐的市场捕捉力让他屡战屡胜，代理唐山生产的一种欧式床头掀起了北京“床头革命”，力捧穗宝床垫则使其成为国内著名品牌。短短几年，集美已经成为了北京最大的家具经销商。

为了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1999年-2000年，集美投入巨资对卖场进行翻修、扩建。然而部分卖场开业还不到半年，2000年11月13日，一纸拆迁令放在了赵建国的面前，因为奥运场馆建设征地，位于五棵松路边的集美家具城需要限期拆除。

别看事后赵建国谈到此事的时候，表情十分平静，但当时“感觉就是天塌下来了！”集美常务副总刘志萍告诉记者，“那时他大病了好多天”。赵建国表示，“我们是占地最大的商户，很多人都劝我带头不拆，去跟政府谈判。但是咱不能这么干，奥委会考察团马上就要来了，我们不能影响北京的形象。”拆迁为集美带来的最直接的损失就是4000多万元，还有刚刚竣工的消防设施、刚增容的大型变压器和空调系统等。“一百多个厂商的哭诉却让我有点为难。”但思前想后，赵建国决定不向国家要一分钱，自行承担全部损失。拆迁工作最终顺利完成，这是赵建国至今感到最光荣的一件事。

这件事说起来轻松，但实际迁拆后，另觅新址的集美除了这两字的招牌已经一无所有了。不过，另觅新址为集美带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在长期合作中与集美建立了信任的商户大部分搬迁到了定慧桥新址，为了回报商户的信任，赵建国特别“偏心”，在拆迁中受损失最重的建材、灯具这两块，至今享受着远低于其他商户的租金。2001年3月28日，在停业不到两个月后，定慧桥集美便落成并重新开张，销售5月份进入旺季，7月份便迎来了销售历史最高峰。

拿下“死地”打造航母

定慧桥店火了，赵建国并没有满足，他又开始筹划新的项目。2003年底首钢搬迁，政府希望民营企业能够帮助解决一部分人员就业和旧址翻新，集美与首钢带钢厂项目开始了接触。

在很多人的眼中，位于南四环的这个厂址是一块“死地”，这块地南边是一条深沟路，北面没有公路，东边被铁道围住，只有西面有一条几米宽的小马路。没人相信这个地方能够在商业上取得成功，但是赵建国偏偏有勇气啃这块硬骨头，而且就把它干成了。“当时这个地方就是很破的一片厂房，而且要价很高，我们经过测算，一跺脚接受了所有的条件。”

在竞争激烈、浮沉不断的京城家居圈，“集美从最早1995年的3600平米卖场，发展到今天的总体量40多万平米，用了13年的时间，我们扩张了100多倍。”作为掌门人，集美令人惊讶的发展速度和稳定的业绩让赵建国足以笑到最后。

赵建国，京城家居圈资产最丰厚的老板之一，旗下拥有卖场、建材、建筑、广告等多项产业；但是，他从不张扬，对谁都是一副宽厚的笑脸，一贯的豁达和对行业的贡献让竞争对手都对他竖大拇哥。从小吃过苦的他，愿意回馈社会，多年如一日的善举，让好多没见过他的人也会在心中默念一声——好人啊！

圈养苦孩子终成商界大鳄

圈养的孩子不怕苦

“找不到房子，我们只好住在普通人想想都别扭的棺材铺里，那还是一个只有两三平方米的柴房。”赵建国称自己是一个“圈儿养”的孩子。也就是说，家里没人照顾，父母为了不让孩子乱跑，在家里拿砖围个“小圈”，走时就把孩子往里一放，再放俩窝头，吃喝拉撒全在里面了。在这样的“圈”里，赵建国长到了上学的年龄，可随即他又遇到了没有学费和书本费的难题。家里连饭都吃不饱，更甭提念书了。六七岁时的赵建国就开始了扒煤核、捡破烂换钱的生涯，直至初中毕业。

在灾年，家里没吃的，小小年纪的赵建国跟妈妈一起走几十里去昌平田间拾遗撒不要的豆子。两人一颗一颗地捡，一天下来，总共才捡了不到3斤。每次回忆到这个场景，赵建国就会眼圈泛红。不过在他看来，苦一点、累一点倒还没什么，最让人觉得难受的是老师和同学的异样眼光。一个冬天，赵建国唯一的一双球鞋已经破得不能再破了，脚冻得受不了，就捡了点鸡毛塞进去。可是，早操时这个小秘密却让他糗大了，他在前面跑，后面鸡毛四处飘……

要饭、捡垃圾、遭白眼，各种苦小时候都经历过了。不过，也正是这种又穷又脏又破的生活，磨砺了赵建国的性格，让他成了一个不怕死、不怕累同时又拿得起放得下的人。

插队锻炼敢想敢拼

种种艰辛让赵建国从小就有一颗强烈的责任心，他希望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生活。

初中毕业后，赵建国插队到了京郊农村。肯动脑筋、肯拼命为赵建国第一次赢得了尊重，他插队的第八个月被破格升为村里民兵排的排长，第十个月他已经成了一个拥有50多号人的青年突击队队长。远离了课堂虽然有点遗憾，但这段特殊的经历让赵建国练出了非凡的胆识并早早地摸到了“管理学”的门道儿。

改革开放如鱼得水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让年轻的赵建国感到了莫名的兴奋。“当时我一直想，国家要改革、要开放了，我们应该怎么办？”赵建国告诉记者，教了十几年书的老师那时候月工资只有四五十块钱，学生上课条件也非常艰苦。“于是我就想，我们能不能想办法自己解决一部分经费，改善一下条件。后来，学校批准办厂，不过有的老师主张搞化工，有的老师建议搞机械……”最后赵建国在争论中胜出，他也成了校办家具厂的负责人。

不会花钱的有钱人

照理说，干到这份上，苦孩子出身的赵建国该享受享受了吧？但他却真的“不太会花钱”。据说，赵建国的钱包里基本上没多少现金，也没有什么会员卡。对于吃、穿、用，他非常“随便”，在单位吃的就是集美的小吃城，衣服则都是家里人买的。总之，“没事的时候，我基本用不了多少钱。”

别看赵建国自己一年也花不了多少钱，但回报社会却一点也不含糊。1999年迄今，赵建国一直行进在慈善之路上——为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建立教育奖励基金、资助少数民族大学生；出资350万元支持抗击非典的战役；通过希望工程为河北吴桥建立了专项“建国教育基金”，并累计捐资205万元。汶川地震后，赵建国又向灾区捐款230万元。

非典型性儒商

没有见到集美董事长赵建国之前，惊讶于集中在他身上的几种全然不同的身份。首先他是一个商人，是家居行业的龙头企业集美家居的当家人；他又曾经是一名教师，在经商前在北京四十中担任团委负责人和政治老师；他还是一个诗人，是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的会员，在他的博客里都是他早年写过的诗作。

赵建国没有老师身上常有的那种严肃，也没有商人言谈中惯常的谨慎，更没有诗人骨子里的清高，感觉对面就是一位在胡同口摇着扇子侃侃而谈的老大爷。

商人、老师、诗人是如何融汇在同一个人的身上：从他健谈的话语中可以找到当年老师的影子，创业故事里一次次点睛之笔体现了商人的精明，而对于理想的不懈追求正是诗人的风骨。在中国的商界，称得上儒商的不在少数，但这样非典型性的儒商也许仅此一位。

“都想做，我没有刻意追求过什么，只是在合适的时间做该做的事”。在他看来，是哪种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哪一种都要做得足够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