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股权众筹风险的法律途径思维导图

我国《刑法》中的非法集资类犯罪并没有单独成立一个具体的罪名，而是将刑法第160条、176条和179条三个罪名囊括在内。在互联网金融蓬勃发展，股权众筹尚处起步的阶段，需要对非法集资类犯罪重新进行考量，以适应客观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

集资首先考虑的问题是其合法性的问题，但是目前集资的“合法”与“非法”的界限不甚明确，导致“非法”的范围不断膨胀，“合法”更是无从谈起。非法集资类犯罪保护的客体往往是国家的经济管理秩序及其社会公众、法人的合法财产权益，只要在不侵犯该客体的情况下，通过正当途径募集资金用于货币、资本以外的生产经营，都应该属于合理的集资行为。股权众筹在一个相对公开的平台上基于企业或项目的创办进行投融资，其募集资金的用途也是用于生产经营而非进行资本再生性投资，不应当将其纳入到“非法”的范畴之中。

非法集资类犯罪的设定对规范我国的资本市场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挤压了民间金融的合理空间。民间生产生活中有大量的资金需求通过正规金融渠道无法得到满足，便基于信任通过达成合意的方式进行借贷或投融资，只要不损害国家管理的金融市场秩序和公共利益，这一行为刑法不应过多地干预。因此，从实现效果看，非法集资类犯罪的范围应当压缩，合意行为产生的风险和纠纷应按民事纠纷途径解决，保持刑法的“谦抑性”。

导致在司法实践非法集资类犯罪会超越其本身的调整范围，在打击非法集资类犯罪时，也打击了不属于其调整范围的其他资金募集行为。

因此，在互联网金融、微型金融推动金融变革的时代下，非法集资类犯罪的范围界限需明确，调整范围需缩小，罪名表述需具体，才能给股权众筹等金融创新以合理的发展空间。

美国JOBS法案针对不断发展的股权众筹，所采取的措施不是用法律的枷锁将其束缚住，而是对1933年《证券法》作出修改，给股权众筹更多的发展空间，同时完善对投资者、融资者、中介机构的规范，在法律的框架内引导股权众筹的发展。

我国股权众筹的兴起与我国当前创业环境差、投融需求不匹配的现状密切相关，股权众筹不仅降低了融资门槛，将投融资需求匹配起来，提高了资金利用效率，还扮演着创业“红娘”的角色，面对这一新兴事物，面对互联网金融所引起的金融变革，证券法应当适时地作出修改，在包容金融创新的同时对其进行合理的监管、引导。

股权众筹的发起是基于创办企业或开发项目，而该企业或项目通常还停留在观念上，并未付诸具体的实施。因此，为了减少投资的非理性和“羊群效应”给投资者和市场带来的损失，应当根据一定的标准(如收入水平、交易记录)对股权众筹投资者进行分类，并按照不同的类别设定投资者的投资权限，达到控制投资者损失、保护投资者利益、稳定金融市场的目的。划分标准的设定既要考虑到投资者的实际能力又要考虑融资者的融资需求，标准不宜太严，否则对于双方而言都失去了投融资的意义，标准也不宜太宽，否则设定标准保护投资者的意义便失去了。

据了解，目前我国通过股权众筹模式进行融资的项目或企业其融资总额一般在50-500万元之间，可投资项目达到1780多个，融资需求将近50-70亿元。因此，考虑到我国投融资现状，可建立以年收入或净资产为基础，投资损益记录为附加的复合分类标准。首先以投资者的年收入或净资产为基础分类标准，分为年收入12万元以下、12-50万元、50万元以上三类投资者群体，并规定其投资金额不得超过年收入的比例分别为10%、15%、20%，但最高不得超过50万。

同时，将以往投资损益记录情况作为附加分类标准，若上一年度投资净收益为正，则该年度投资金额占年收入的比例可向上浮动3%-5%，若上一年度投资净收益为负，则该年度投资金额占年收入的比例需下调至少5%。最后，还需设定融资者股权众筹的最高融资额。融资者每年通过股权众筹平台所融资金不得超过500万元。

在股权众筹融资过程中，众筹平台作为中介机构不仅起到了匹配投融资需求的居间作用，同时也掌握了投融资过程中的重要信息。因此，众筹平台理应承担更多的责任。

互联网金融引领金融脱媒时代的到来，股权众筹模式在实现脱媒的同时也逐渐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一条有效途径。这条途径的有效性取决于现行法规制度能否在控制股权众筹模式法律风险的同时为其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究其本质，就是如何平衡好金融创新与金融稳定的关系。

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作为金融创新与金融稳定的“平衡器”，也理应成为股权众筹法规制度的出发点与归宿点。这就要求股权众筹模式的现状解读、法律风险分析和规制制度的完善都应当围绕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中心展开，唯有如此，股权众筹的法律规制才能日臻完善，股权众筹的创新价值才能得以彰显，股权众筹的蓬勃发展才会如期而至。

■股权众筹有什么法律风险

■防控股权众筹风险的思路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六十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