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还有劳动教养吗思维导图

总体而言，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要求，是强化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管理社会的重要体现，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选择，既必要又可行。需要强调的是，为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免受违法犯罪分子不法行为的侵害，我国目前还需要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

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违反宪法规定的法治原则(第5条)和人权保障原则(第33条)。二是直接违反宪法规则。宪法第37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第一款)。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第二款)。”而劳动教养制度是剥夺公民人身自由长达数年甚至几十年的处罚，这是一种比逮捕更加严重的侵害公民人身自由的行为，理所当然应遵守宪法第37条的规定。

《立法法》第8条第五项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劳动教养剥夺公民人身自由一次最长达四年之久，如果考虑在在执行过程中不少地方采取“连续劳教”的方法，则时间更长。依据《立法法》的规定，这样的事项毫无疑问只能用法律规定。但是劳动教养的基本文件仍然是《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57)》，且不说此前它的依据只是“党内文件”。这个决定充其量只是“行政命令”而非法律。因为1954宪法规定的是全国人大的单一立法制，它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第22条)”，制定法律的权力只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连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只有权“解释法律”、“制定法令”(31条)。至于国务院，它只有权“根据宪法、法律和法令，规定行政措施，发布决议和命令(49条)”。仅仅从立法形式上看，用行政命令来剥夺人身自由，已经与法治国家的要求不相符。

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劳动教养这种长期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处罚没有经过刑事诉讼程序，本身违反正当程序。二是由于执行中公安的强势违反正当程序。虽然根据相关规定，劳动教养的决定由各地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作出，但是实际上由于该委员会的常设机构设在公安机关，日常事务也由公安来处理。公安机关是承担维护社会治安任务机关，劳动教养的对象又是可能破坏社会治安的人。这就导致公安机关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情况。即使公安机关是出于公心，也不排除仅仅从本单位职责出发，而导致不公正的情况发生。

[1]《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第八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