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就业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思维导图

一般而言，收入分配状况的变化并不一定导致就业状况的直接或固定方向的变化。即收入差距的扩大或缩小并不必然意味着失业率的同步上升或降低。如在中国几十年的发展过程 中，既出现过收入高度均等化与高就业压力并存的局面，目前也出现了收入比较悬殊与高就业压力并存的局面。但是，收入分配对就业的影响却是肯定存在的。因为就业状况，尤其是失业率的高低以及就业结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发展的速度、规模以及经济结构状况。而经济发展的速度、规模及经济结构状况则与收入分配问题密切相关。不同的收入分配状况，包括分配制度、方式及其形成的客观分配格局通常会对经济发展的速度、规模等产生巨大影响，进而影响到就业状况。简而言之，收入分配状况对就业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间接形成的。

有关收入分配状况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也是一个比较复杂并且长期被许多学者所关注的问题。对二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最著名的当属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的“倒U假设”。这位经济学家以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一系列国家在某一时点上的收入分配数据为依据进行的计算分析结果显示，在经济发展水平很低时， 收入分配状况通常是比较平均的。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 收入差距也逐渐扩大，社会日趋不平等。而当经济发展达到相对发达的阶段后，收入分配又重新趋于平等。对于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这种关系，库兹涅茨还以不同角度进行了一系列分析和解释。除库氏的研究外，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A·刘易斯也对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过系统分析。所有有关研究的结论用一句话表示就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状况的变化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原因。

仅从收入分配状况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看，其作用方式也是多方面的。对此，可从发展战略及实际经济运行两个层面进一步分析。

其一，收入分配制度、分配方式及分配结果的本质是一种涉及所有社会成员的利益分配关系，其不仅与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切身经济利益密切相关，利益分配状况的差异也直接影响着人们的心理和行为，进而则会对总体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状况构成强烈影响和制约。对此，A·刘易斯曾评价说：“收入分配的变化是发展进程中最具有政治意义的方面，也是最容易诱发妨嫉心理和社会动荡的方面”。事实上，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看，分配矛盾几乎是一切社会矛盾的基础，所有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各种矛盾、冲突都与资源竞争特别是物质生活资源的竞争密不可分。如果一个社会能够较好地解决分配问题，无疑会大幅度降低有关社会矛盾，提高社会成员的劳动积极性，推进经济与社会的稳定发展。反之，在不能有效解决分配问题的情况下，不仅经济与社会难以稳定发展，还极有可能出现社会动荡。从一定意义上讲，人类社会的文明史也是对分配制度的不断探索史。

由于收入分配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存在的巨大影响，如何协调分配与发展的关系，特别是如何协调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也一直是经济学研究中的重大课题。一般认为，公平与效率是相互抵触和矛盾的。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的基本依据是市场对生产要素贡献的评价和付酬制度，市场作用越大，收入差距也越大，经济效率也越高；反之，在市场作用较小而政府作用较大时，收入差距趋于平均，经济效率也很低。故“公平”与“效率”不可兼得。

当然，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抑或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绝非如此简单。姑且不论人们对“公平”及“效率”本质内涵的理解尚存在较大差异，即使按照上述一般性理解，由于分析角度不同，对如何理解分配与发展的关系以及应选择何种经济发展战略也存在明显不同的认识。

虽然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尚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收入分配状况的确能够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状况形成强烈影响和制约，并进而对就业形成影响。当然，考虑到文化传统差异、经济与社会发展所处历史阶段的不同，不同收入分配状况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方式及强度也可能会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国家也应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其发展战略。但无论怎样，过分均等的收入分配状况和过分悬殊的收入分配状况都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在收入过分均等的情况下，虽然有可能避免许多社会矛盾，但势必会扼杀人们的积极性，影响效率的提高，“蛋糕”是肯定无法做大的。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几十年的实践结果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收入过分悬殊时，必然容易出现各种矛盾与冲突，进而也会强烈制约经济的发展。从世界各国发展的情况看，以“效率优先”为基础的“增长第一”战略已普遍陷入困境，其中最典型的是一些拉丁美洲国家。虽然在一定时期获得了经济高增长，但却是以高通货膨胀、严重的两极分化、高失业率以及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等为代价，进一步的发展也失去了应有的基础。更通俗地讲，选择以“效率优先”为基础的“增长第一”战略或许可能在短期内把“蛋糕”做得大一些，但在分配问题上解决不好，尤其是收入悬殊的情况下，指望将“蛋糕”做得足够大只能是异想天开。目前，这种战略已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

其二，撇开政治、心理及其他有关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客观的收入分配状况对经济增长及经济结构状况的影响也非常突出，并进而能够对就业形成强烈影响。

我们知道，居民收入主要是面向最终生活消费的，正是这种消费需求的存在，才能够使生产得以正常进行。消费需求的扩大与提高可以拉动生产规模的扩大，并同时带动投资需求的扩大，进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不断扩张。作为一种自然的结果，就业机会也是会随之增长。反之，如果居民消费需求不能有效扩大或甚至降低，则势必导致生产规模不能扩大或进一步萎缩，这样，就业机会将无法扩大或者会进一步降低。作为进一步的结果，居民的总体收入水平亦难以进一步提高或出现下降，从而进一步影响到消费需求，进而使整个经济增长陷入停滞甚至萎缩。

消费需求的大小及其增减无疑与全体居民的总收入水平及其增减密切相关。但是，在相对恒定的居民总收入水平下，不同的收入分配状况则会产生不同的消费需求。众所周知，在居民的收入中，一般并不全部用于消费，通常还或多或少进行一些储蓄。但是，不同收入水平的储蓄率是不同的，收入水平越高，储蓄率就越高，消费支出所占比重就越低，相反，收入水平越低，储蓄率则越低，消费支出所占比重则越高，在收入水平极低的情况下，甚至会出现负储蓄。在相对恒定的居民总收入水平下，如果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发生变动，及一部分人的收入提高，另一部分人的收入降低，受消费倾向、收入增减幅度、不同收入水平者收入占居民总收入比重的差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收入提高者增加的储蓄与收入降低者减少的储蓄一般是不等的。这样，不同的收入分配结构自然就导致所有居民消费总支出占总收入比重的差异。这时尚无法提供一个直观的模型，来具体说明不同的收入差距状况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在目前笔者所见到的研究中也未发现类似的结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收入差距变得过分悬殊，则储蓄率肯定会大幅度提高，居民消费总支出占总收的比重将大幅度下降。因为当社会总收入过分集中于少数人，而其他人收入极低时，少数高收入者储蓄率的稍稍提高所形成的储蓄就足以抵销多数低收入者减少的储蓄。换句话说，当大多数人收入变得非常低时，即使人们不进行任何储蓄，整个消费支出数量仍然会非常低。因此，在一定的居民总收入水平下，如果收入差距变得过分悬殊，全体居民的实际消费需求将大幅度降低，这就势必严重制约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和经济规模的扩大，就业也因此会受到严重影响。

与居民收入状况直接相关的消费状况不仅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规模，也严重影响着经济结构状况。一般情况下，由于人们收入存在差距，消费需求也因此形成不同层次，这就自然形成生产的多样性及产业结构的多样化。随着经济发展过程中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需求结构也不断变化和提高，进而拉动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不断演进和升级。但是，需求结构状况及其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分配结构，如分配结构存在问题，势必会通过需求结构影响经济结构。这里先分析一些收入分配过分悬殊时的情况。

当收入分配过分悬殊时，收入主要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少数高收入者的消费需求通常构成一个国家或社会的需求主体。在此背景下，这个国家或社会的产品及劳务必定主要围绕富人需求，有限的资源及投资将主要流向高档消费品和奢侈消费品生产部门及相关第三产业，并形成畸形扩张。与此同时，由于多数人收入低下、需求不足，满足多数人生活需要的轻工业部门以及以轻工业部门发展需求为基础的机电、重化等基础工业部门必然相对萎缩。这种状况不仅会加剧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二元结构矛盾，使长期的经济发展失去应有的基础，就业机会也无法有效增长，甚至会出现萎缩。因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较高产业关联度的基础工业及其他各种制造业通常才是推动就业增长的最主要力量。

在收入分配过分均等时，同样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严重影响。与收入差距悬殊相比，均等的分配结构条件下消费需求占居民总收入的比重可能要大一些甚至大许多，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不致于形成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但收入过分均等的问题在于，人们的收入均等化，必然导致消费行为趋同，整个社会的消费结构单一。在一定收入阶段，人们通常对某些产品产生需求，一旦收入提高，又普遍转移至另外某些类别的产品，即所谓“排浪式消费”。 这种消费结构及消费行为通常导致产业结构过分单一，即在特定时期只是一些特殊产业及产品能得到较快发展，而其他产业及产品则因需求不足无法发展。而一旦其他产业和产品成为消费热点时，却往往又因缺乏发展基础而出现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困难。从供求角度看，由于需求与供给之间通常存在一定的时间差，致使一些产业形成生产规模之时也是开始被淘汰之日，几乎所有产业的生命周期都大大缩短，这不仅会一次次造成巨大浪费，整个经济运行也不断处于短缺矛盾和过剩矛盾交替的振荡过程 。从对就业的影响看，这种状况不仅不利于稳定和扩大就业，反而容易形成频繁且较大规模的结构性失业。

通过上述客观的收入分配状况与经济运行关系的分析，我们亦可以得出与前文一致的结论，即收入差距过分悬殊或收入过分均等都不利于经济的良性运行及就业增长。只有在收入分配保持适度差距的条件下，才有可能维持经济的正常运行。

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劳动力是一种资源，是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之一。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就业数量（比例）的高低通常意味着生产要素投入的多少，意味着生产规模的大小以及由此产生出的可供分配资源总量的多寡。如果劳动力资源被充分利用，即就业人员数量维持在较高水平或不断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规模通常也较大并能够不断提高，所创造的财富总量，即可供需分配的资源量也能够较大并不断提高。反之，在就业极其不充分、劳动力资源大量闲置的社会中，一般都难以创造出较为充足的可分配财富，居民的总体收入水平因此也会较低甚至会进一步降低。需要明确的是，就业与分配资源总量之间虽然存在上述同步增减关系，但并不能因此而得出就业状况决定经济规模及社会总产出的结论。事实上，二者都是由经济发展速度、经济规模及经济活动方式等所决定的。即较大的经济规模和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能够促进就业增长或者说能够带来较高的就业需求，同时也能够有较大的经济和社会产出，就业状况和产出状况都是经济发展状况的因变量。

就业状况不仅与对居民收入总量状况直接相联系，亦能够强烈影响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状况。这种影响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失业与贫困的直接相关关系。

虽然几乎在任何社会中，人们的收入来源都是多元的，但在目前的任何社会中，职业和劳动收入仍都是绝大多数人们最基本的收入来源，以劳动换取收入也是最为重要和普遍的分配原则。这种最基本的分配模式决定了某些劳动力一旦无法就业，就基本无法获得收入，除非少数有较为稳定的其他收入来源，其他一般都会沦为贫困者。所以，失业几乎是贫困的同义语。如果一个社会有较高的失业率，无疑意味着会有较多的居民处于贫困状态，失业人口比例的增减自然也意味着贫困人口或者说低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或缩小。

失业在引发贫困的同时，自然也会引发收入差距的扩大甚至两极分化。这里可能存在几种不同的情况。一是居民收入总规模不变甚至扩大的情况下，一部分人收入的降低甚至失去收入，必然意味着其他人收入的提高，居民间的收入差距自然会全面扩大甚至全面两极分化。当然，这种情况在经济生活中并不常见， 一般来讲，失业率的提高总是与社会总产出及可分配资源总量的降低相伴而生。二是居民收入总规模缩小，但总规模的缩小主要表现为一部分因失业而失去收入，其他人的收入基本保持原有水平，这种情况下无疑也会导致个人之间收入差距的全面扩大。这种情况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是比较普遍的，因为在以工资为基本报酬支付方式的分配过程中，工资通常具有刚性特征，在许多企业中，当可供分配的财富总额下降时，更为普遍的情况是裁员而非普遍降低工资。三是居民收入也普遍降低。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也会扩大而非缩小或不变。因为“有”和“无”之间的差距总是要大于“大”与“小”之间的差距。

由于就业问题直接关系到贫困及不平等，所以扩大就业、减少失业本身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再分配手段。当然，扩大就业的意义绝不仅限于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因为失业带来的不仅仅是贫困，还有对失业者心理的巨大摧残和伤害。劳动不仅是人们获得收入的基本手段，也是最基本的权利。当一个社会中存在大量失业者的时候，必然会产生并蔓延大量的愤怒、不满及绝望情绪，进而会对社会及政治稳定产生巨大压力。所以，通过扩大就业为人们尤其是穷人提供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机会，使其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对维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进步意义重大。

在就业问题上，也涉及一个“公平”与“效率”的选择问题。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受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多种因素的影响， 通常都难以提供非常充足的就业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就业问题上偏好效率目标，以提高竞争并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一般来说是能够提高经济效率的，但其代价往往是出现高失业率，并加剧社会不平等。如果在就业问题上偏好公平目标，追求充分就业甚至完全就业，给每个人以公平的发展机会，通常能够较好地维持经济和社会稳定，但却容易丧失效率。毫无疑问，在二者之间选择任何极端方式都是不可取的，必须兼顾。即使兼顾，也有一个侧重问题，即在一个有限的区间内，是牺牲部分效率换取更充分的就业还是容忍较高的失业以换取更高的效率。就现实的趋势看，无论是有关的现代经济理论还是世界各国的实际选择，都更倾向于追求公平目标的扩大就业。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失业能够引发劳动力资源浪费、贫困和不平等以及其他一系列社会矛盾，而这些问题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远非是短期内较高的经济效率所能够补偿的。而且，在失业率很高、政治和社会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下，获得高效率经济增长的愿望也是难以实现的。

除失业能够导致贫困及不 平等外，就业结构状况也影响着收入差距状况。当然，这其中的问题和关系相当复杂，而且更主要地受到经济结构状况的决定和制约。一般来说，社会中总是存在许多不同的生产领域和部门，而不同部门的经济效率及利润水平是不同的，这就自然导致在不同部门就业的劳动力存在收入差距甚至是很大的收入差距，比如在采取大量资本和现代化技术的现代生产部门与农业、手工业等传统部分之间。在一个工业化基本完成并且市场力量足够强大的社会中，部门之间的利润差距随劳动力资源及其他资源从低利润部门向高利润部门的流动是能够逐步趋于均衡的，因此，不同部门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也会逐步趋于均衡。但如果在一个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突出的社会中，或在一个劳动力市场被明显分割的社会中，这种均衡过程通常很难在短期内实现，有时还会出现相反的发展情况。比如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曾分析，在典型的二元经济体系中，现代部门的资本集约度日益提高，反而降低了它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与此同时，由于利润与工资差距，传统部门却不断排出远远超出现代部门吸纳能力的劳动力，进而使隐蔽性的失业变成公开失业，贫困及收入不平等问题也变得更为显著和突出。需要再次强调指出的是，就业结构状况的确与收入差距状况密切相连，但真正起决定性影响作用的还是整个经济体系的结构状况及其他有关制度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