虐待儿童：被低估的迫害思维导图

从2006年筹备成立全国首家儿童虐待救助机构——西安博爱儿童虐待预防与救助中心(以下简称救助中心)开始，焦富勇迈出了中国“防止儿童虐待和忽视”的第一步，而这一步，他走得异常艰难……

悲剧原因：忽视让我们对虐待习以为常

不久前，汉中勉县的这位小男孩被老师踢破脾脏，身上的伤好了，但心灵的创伤恐怕难以抚平。

虐待儿童令人发指，有的被打伤，还有的被烧伤、烫伤。这是记者近日从我市救助中心宣传展板上拍到的情景。

“那孩子紧紧抓住我的手，攥得紧紧的，我突然觉得很欣慰，然而又很沉重很揪心。”在救助中心，心理咨询师刘丹至今还记得经她救助的孩子朵朵被送往妇科检查的那一幕。

很多人应该还有印象，今年8月，媒体报道了渭南13岁女孩朵朵来西安看望父亲，不幸在父亲租住的民房中遭人强暴的事情。

“她刚来的时候，跟谁都不说话，就躺在床上，不理人，我知道，这个孩子要花费很多的精力才能改变她。我教她画画，用另一种方式将情绪宣泄出来，并不断地告诉她，发生的不幸不是她的错。”

朵朵的悲剧不是偶然的，在一个缺少母爱、父亲忙于生计疏于照料的家庭结构中，朵朵本身就承受着因家长忽视而带来的情感虐待，而那一次的不幸，使孩子心理伤害更加严重。

“虐待”这个字眼在中国有些刺耳，多数人并不认同虐待儿童情况存在。事实上，人们不知道是否在虐待儿童，是因为人们不知道什么叫虐待，甚至对一些虐待现象习以为常。

“我们曾经遇到一个个案，一个孩子受到继父多次的强奸，却不敢告诉母亲。她害怕母亲只相信继父不相信她。如果她的母亲在平时能够多注意孩子一点，就能够发现和避免孩子受到伤害。很多的家长都是孩子出了事之后，才来咨询我们，我的孩子是不是受到虐待了，我要寻求法律帮助应该怎么走，到这个时候才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刘丹告诉记者。

“在我们接触的案例中，很多的虐待发生在家庭结构不稳定，比如单亲家庭、流动人员家庭、留守儿童中，特别是在偏远山区或城中村，孩子遭受虐待的比例较大，虐待的程度也更为残忍。”

救助中心联合西安交通大学曾对西安市城郊两所小学300名小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60.14%的孩子曾被父母打骂、罚站，不许吃饭或睡觉等;6.52%反映曾经被家长很重地打，被打得鼻青脸肿;49.64%反映被家长轻微地打。而且情感虐待的“冷暴力”在我国家庭中的比例已达到28%。

儿童是一个脆弱的群体，儿童期的受虐经历，对儿童青少年期与成年期的情感、行为都产生不利影响。即使没有严重的身体伤害，长期的言语刺激、孤立和忽视以及不正确的引导，也都将给孩子脆弱的心灵留下阴影，造成孩子长期焦虑、抑郁、易怒、精神异常、自尊心卑下等心理健康问题。甚至造成酗酒、吸毒、过早性行为、卖淫、反社会、攻击行为等行为问题。

观念作祟：虐待成为被低估的迫害

“很多人听说了小华的事情后，觉得不可能，就踢一脚就能把脾脏踢坏?”焦富勇告诉记者，很多家长和老师不具备医学知识，在孩子犯错的时候，不是耐心说服教育，而是用打骂来教育孩子，稍不注意，就很有可能造成身体创伤甚至残疾。

“谁没挨过打，我就是我爸打大的。”

“孩子不听话，不打不行。”

“孩子是我的孩子，我愿打愿骂，别人无权干涉。”

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市民，很多人对虐待没有概念，认为打骂是教育的必要手段。更为严重的是，把自己的孩子当成私产，任意打骂的传统观念在很多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

“几千年来，中国奉行棍棒之下出孝子、不打不成才的格训，社会文化一直支持和赞同体罚或变相体罚孩子，默认以暴力管束孩子，容忍忽视孩子的行为。而且在中国受家丑不可外扬的影响，对待孩子的残酷方式往往是隐秘的，很少有他人报告或干预。在学校，我国法律、法规虽明文规定不许体罚学生，但只要未发生伤残，很少有人去干涉，相反却被普遍认可和赞同。”救助中心工作人员说。

令人痛心的是，常常是在恶性案件发生以后，社会才给予关注，于是人们愤慨、声讨、严厉处罚。但事件过后还是无法避免类似的恶性案件，人们并未从那种带有野蛮与血腥的恶性案件中思考出预防类似问题发生的机制。

儿童是具有独立人格的生命个体，有自己的权利，子女与父母的关系不但是血缘关系，也是一种法律关系。来自校园的暴力事件，根本上说，是传统的师道尊严、不打不成才等错误观念的反映，没有树立起儿童权利的观念，不从根本上消解对个人权利的认识误区和偏见，就不能从本质上解决儿童受虐待问题。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教授潘建平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我国公众、专业人员及政府官员目前尚未充分意识到这一重要问题的存在。儿科、外科医生往往只处理由虐待与忽视之后所造成的儿童当时的身体损伤。除非他人要求法律上的干预或对极端案例有媒介的参与，任何个人和组织均无报告儿童虐待与忽视的义务，也缺乏这种意识。”

尊重儿童权利，承认儿童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任何人都不能伤害儿童的身体和心理。这是在法制如此深入人心的今天，存在于人和人之间最基本的权利义务观念。然而这种基本的观念，并没有进入到人们对儿童权利的认识之中。也正因为这样，对儿童虐待的关注救助，显得尤为艰难。

这将是一场传统认识与法制观念的长期斗争。

民间力量：虚弱的应对和有限的救助

“中国在这个领域起步太晚，虐待存在了这么久，为什么没有人去关注过。中国有那么多医生，为什么没有人来从事这个事?”

从2006年至今，救助中心免费救治受虐待和忽视的儿童超过1000人次，在周边县区进行宣传，受众6000余人，培训专业人员400余名，还在红缨社区、万东社区等4个社区进行儿童防止虐待试点，同时，与市儿童福利院联合，对因病遭到父母遗弃的孩子进行免费医疗救助。

豆豆今年4岁，记者第一次在救助中心看到她时，豆豆怯怯坐在床上，水灵灵的眼睛警惕地注视着每一个人，问她什么也不说。和她一样在这里接受治疗的，还有3个被遗弃的婴儿，最大的不过1个多月。这些孩子，都是来自福利院的弃婴。

救助中心的资金支持主要来自国际防止虐待与忽视协会。同全国范围内的受虐待儿童数量相比，一直以民间的力量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救助中心，其力量显得十分单薄。

“我越来越觉得自己能力是有限的，扩大防虐工作不仅遇到困难，就连现有中心都遇到了危机。随着金融危机的影响，到明年，国际资金将停止提供。”焦富勇担忧的是，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中心，还能否继续坚持下去。

据了解，世界各国预防和处理儿童虐待与忽视的社会服务机构，一般由国家和各级地方部门构成;有非政府组织，也有由政府官员参与的政府组织和机构。这些机构的成员主要由儿科医生、学者、司法人员、精神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组成。

各国多年的实践表明，儿童虐待与忽视是由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现象，只有在政府的支持下，经跨部门、多学科专业人员的协同与合作，才能有效地防止虐待与忽视儿童现象的发生。

终止悲剧：要改变的不仅仅是观念

在一些国家，儿童虐待防治机构及其宗旨都深入人心，任何人，包括政府机构，在发现儿童虐待案例时，都会第一时间通知儿童虐待防治机构，由他们指派儿童保护专家到场协调处理。父母若被发现有虐待儿童的行为，防治机构就会出面“接管”孩子，并申请有关部门对其父母进行制裁。但在我国，儿童受虐的灾难性后果，往往只有当事人及其家庭独自品尝。

观念上的误区可以通过机制上的完善和广泛教育宣传来逐渐化解。

儿虐问题专家、中国妇女报陕西记者站站长朱谦建议：“完善对儿童暴力的干预机制，包括社会对儿童暴力的发现报告机制、多部门干预解救机制、医疗救助处理机制、法律援助机制、心理辅导康复机制等，形成事前有宣传预防、事发能发现报告、伤害可及时处理治疗、施暴者须追究制裁的反对对儿童的暴力良好社会环境。完善对受暴儿童和受害家庭的服务机制，建立有效的对受暴儿童跟踪回访、民政救助、教育服务、庇护寄养等制度，以减少暴力对儿童的影响，使受暴儿童能尽快回归融合社会。”

我国《宪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多部法律都对儿童权利、成年人责任等作了明确规定，为儿童权利的实现起到了根本性的保障作用。

遗憾的是，很多的虐待儿童案例诉诸法律之后，到最后都不了了之了。大部分的虐待具有隐蔽性，几乎所有虐待都是被外人发现的，因而取证很困难，惩罚的力度也不够。

当暴力挣脱亲情的束缚，当传统开始蔑视儿童人格和权利，当社会道德约束乏力时，唯一可依靠的就是健全的监护体系——法律与社会监督和救助。

防虐之路：艰难的探索刚刚起步

“我们期待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儿童受虐报告反馈体系，来处理一些儿童受虐和忽视问题。”焦富勇说。

如今，救助中心开始逐步建立预防虐待儿童示范社区，从家庭从属的最小单元开始形成监督和保护机制，提高社区群众的防虐意识。

一个社区两个社区的力量有限，但全西安所有的社区都能够形成防止虐待儿童的监督和反馈基地，那么形成更深层次、更高级别、更大力度的专业保护机构才有可能。

陕西省妇联权益部部长宁焕侠告诉记者：“防止虐待与忽视儿童，是儿童保护工作的进一步深化，是做好儿童保护工作再上一个台阶的重要环节，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多个学科多个领域，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从现在的情况来看，预防虐待儿童问题已经越来越引起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其力度还有待于进一步强化。 ”

传媒监测网络的成立，开创了由“政府呼吁、社会参与”关注儿童虐待的一块重要阵地。

护士告诉记者，经历了这次事故，孩子的免疫力受到很大损伤，常常出虚汗，抵抗力也大不如前了。

记者突然有些心酸，小华身上的伤治好了，但留下了一道手术后缝合的疤，不知道这道疤，会不会在孩子的幼小心里留下痕迹。

在救助中心接受治疗的另外5个被父母遗弃的孩子，也会在治疗结束后送回儿童福利院收养。

得到帮助的孩子是幸福的，然而，那些不幸遭受虐待的孩子还有很多很多。

防止儿童虐待，保护儿童权利，在中国，依然任重而道远。

年内我省部分案例回放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