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劳动教养制度的思考 ——从行政审判视角浅析 思维导图

劳动教养制度是一项在我国治安实践中建立、发展起来，针对轻微违法犯罪，尚不够刑事处罚者实施的强制性教养改造的处罚措施。

在审理有关劳动教养案件时，笔者对此类案件中当前劳动教养纠纷所面临的困境及其在制度上存在的缺陷进行了归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关于劳动教养的性质，法学理论界有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行政强制措施，另一种观点认为是行政处罚，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准刑事处罚。在审理相关案件时，法官也存在以上几种争议。然而，劳动教养性质的确定决定着案由、管辖权确定等问题。对同一案件来说，假若将劳动教养定性为行政强制，则依据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原者和被告所在地法院都有管辖权。反之，若劳动教养为行政处罚的一种，并只对某当事人做出劳动教养的处罚，则该案的管辖地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在地法院。因此，对同一案件来说，劳动教养性质不同就可能出现两种不同的管辖权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极易给当事人规避管辖创造机会，同时也给司法审判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作为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措施，当前我国劳动教养的法律规定主要有1957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和1979年《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及1982年国务院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这几个规范性法律文件都比较模糊，且存在很多漏洞。如劳教性质，劳教对象，劳教人员的法律地位等都未进行明确规定。在实务中，有如此多的不确定，这就意味着法官手中的自由裁量权扩大，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极可能使平等的天平倾斜，导致司法不公。依法裁判是现代司法的基本要求。当前我国劳动教养制度法律规定模糊，存在的纵多空白，使审判工作落得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

如前所述，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法律依据有《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及国务院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其中效力最高的是国务院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该规定属于行政法规。所以，其最高效力的法律依据是行政法规。然而，我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依据该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惩罚性措施，须经人民检察院批准决定，或人民法院决定。除此之外，其与我国《行政处罚法》、《立法法》也存在冲突。我国《行政处罚法》第九条、第十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规定，行政法规只能设定除限制人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我国《立法法》第11条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规定。综上，当前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法律依据明显缺乏，现有依据与其他法律存在显著冲突。

劳动教养制度名义上由公安、民政、劳动等部门组成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行使劳动教养决定权，实际上由公安机关内的法制机构独家行使处罚权，可以不经检察院审查批准，法院开庭审理，缺乏公正合理的法定程序，缺乏相互监督，互相制约的机制。

当前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救济机制主要有两种途径：(1)向作出处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行政复议;(2)依据《行政诉讼法》规定，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作为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措施，这两种途径远远达不到监督制约行政机关的处罚权，进而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目的。在实践中，很多公安机关利用劳动教养制度，滥用处罚权，严重侵犯了相对人的生命健康权，亵渎了我国的人权法治。

公平、正义是法治精神的内在要求。立法和司法其实就是社会资源分配的过程，立法是社会资源进行分配的第一程序，司法是第二程序。科学完善的立法，是司法公正的前提要求。当前我国劳动教养制度作为限制人身自由的一种处罚措施，存在很多弊端，要完善该制度，首先要从立法上进行完善。

(一)立法上要明确劳动教养制度性质

(二)出台劳动教养法，以寻求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三十七条

[4]《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5]《劳动教养试行办法》

[6]《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九条

[7]《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