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义：几个基本观念的转变----写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修改之际 思维导图

由于深度的关注，我认为有几个基本观念需要转变：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修改并不是一次简单的修订，而是伴随社会转型的新的立法。如果立法者和实施者没有这种指导思想的转变，我们很难期望一部“良法”面世，我们也很难受到“良行”对待。

中国社会正处于重要的转型期，这是我们思考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则，只有当它与社会生活的要求相符，其才获得了“正当性”。即使对于治安管理处罚法来说，社会剧烈的变动恐怕也是引发修改的基本原因。因此，伴随中国社会转型而来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改，同样也存在着转型问题。以我的判断，这种转型就是社会的治安管理应从“社会控制型”转变为“公民权利保障型”。

综观《条例》的规定，其中透着浓重的“社会控制”色彩，其开宗明义第一条即规定：“为加强治安管理，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制定本条例。” 以“社会控制”为目的，这是“全能主义国家”那个特定年代赋予《条例》的使命。在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下，在一种“组织起来的秩序”中，治安管理具有重要地位。无论是地域限制的户籍制度，还是维护这种地域限制的收容遣送，甚至包括整个治安管理，都潜在着维护这样一种“安排的秩序”的目的。

市场经济是一种“自发的秩序”，它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即是权利交易中自发形成。国家的职能即在于确定权利交易的规则，并维持权利交易的秩序，而无需、也不应当介入权利交易活动之中，安排整个社会秩序。因此，政府的管理，包括治安管理的目的都在于权利保障。1978年以来，各项改革措施的实行正在逐步造就一个多元化的社会。 利益的多元化、主体的多元化、社会生活的多元化，以至于法律规则的多元化，我们已生活在一个多元社会之中。而对于一个已经日益多元化的时代来说，保护民众----多元主体之源----的利益应当成为其本。以此观之《治安管理处罚法》，在保障公民权利方面有了很大改进，但不尽如人意之处还是较为明显的。如果没有类型的转变，出台的法律不仅不能促进社会转型，保障社会转型，反而可能会成为社会转型的障碍。

当然，法律作为“行动规则”，我们可能更多需要关注的是其具体实施，“歪咀和尚”把经给念歪的事情也是经常发生的。以公民权利保障为本更需要成为每一个警务工作内心的理念。因此，如何将“以民为本”深植于“警心”则是我们进一步的工作。这就需要明确下列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