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治与法治——关于实施《安全生产法》人文环境的思考思维导图

不同的文化传统造就不同的人性，弄清我们所面临的人文环境的首要条件就是首先了解在思想领域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思想，以及在其浸润下的人性状况。只有了解人性状况，才能从根本上有的放矢地做好《安全生产法》的实施工作。

传统儒家思想使中国人的生活

体现出人治的主色

人性的善恶问题，自古就争论不休，孟子主张性善，强调以教化扬善；荀子主张性恶，强调以教化抑恶。在漫长的旧中国，儒家思想在人们的思想领域占有绝对统治地位，它以价值判断代替了存在的判断，一厢情愿地认为人性本善，既然人性本善，也就无须再受制约，从而也就不必推行法制，只要有明君贤相，便可保天下太平。儒家思想在给人性披上理想化外衣的同时，却对封建皇权极力推崇，甚至主张：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从而使人治的理念经久不衰，并延续至今。人治是一种与“法治”相对的治国主张，即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应当遵循的道德准则为立身之本，认为国家治乱的关键在于统治者个人的道德和行为，而不是法律。

人治在中国广为流传的同时，在地球的另一边，西方人却是不折不扣的性恶论者，他们才不相信人人都能公正、开明，要求法律面前必须人人平等，希望通过法制的威慑抑制人性的原恶，顺利步入法治社会。虽然中国历史上法家主张法治，但那只是统治阶级的法治，是绝对的刑法，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且法家思想在人们的思想领域不占统治地位。时至今日，人治依然是我们生活的主色，这就是权大于法这一社会现象的根源，对实施《安全生产法》是极为不利的。但客观地说，人治对社会进步也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在落后的、不发达的时期，人治往往可以更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更有效地服务于人类自身。人治中有德治的因素，德治应该得到鼓励，江泽民多次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统一，我们的行为不仅要符合法律标准，还应符合道德准则。矿区活跃着一批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坚定的党性原则的好干部，不怕苦，不怕累，一心为职工谋利益，象煤一样默默地燃烧着自己,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儿孙。他们高尚的道德品质为我们实施《安全生产法》提供了有利的道德条件。

人性中存在着制约法律实施的

两种病态人格

决定一个民族进步的最主要因素是该民族的人格因素。人格指个人的尊严、价值和道德品质的总和。目前的人文环境中主要存在着两种病态人格：官场人格和市场人格，这两种病态人格对我们实施《安全生产法》都十分不利。

官场人格在几千年封建社会遗毒的影响下形成，有这种人格的人喜欢追逐权力，言行不一、迷信、保守、自欺欺人，“成者为王败者寇”，“为善者讳，为长者讳”，“听话听反话，不会当傻瓜”，性格上具有忍从性，所谓“坚强，死之结也；柔弱，生之结也”。在对权力无限敬畏的同时，处于平等地位的人与人之间却难以配合，“打仗要靠亲兄弟，上阵还得父子兵”。受官场人格的影响，人们往往只关心对自己有管理权限的各种行政指令，对权力的推崇要远胜于对法律的敬畏，矿区职工往往也存在着这样的心理：你能管着我，我就听你的；你管不着我，我就不买你的帐！针对这种人格特点，我们在实施《安全生产法》的过程中要重视发挥主要领导的带头作用。

市场人格是制约我们实施《安全生产法》的又一主要病态人格。是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备的条件下，由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以金钱至上、金钱取代一切的市场人格的入侵所造成的。市场人格的特点是信奉金钱至上，真实效应至上；信奉享乐主义，个人中心主义，心中有把“小算盘”。受市场人格的影响，部分企业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干部职工一心想着多发奖金；个人则信奉金钱至上，有的小窑主甚至为了花天酒地而一掷千金也不愿多买一台设备，信奉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对此，我们在实施《安全生产法》的过程中要从严执法，加大经济处罚力度，提高其违法成本，让其意识到守法是有利的，违法是亏本的。

人性状况的不平衡

造成劳动者个性的千差万别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人们畏惧权力，“莫谈国事”的警语随处可见，社会缺乏政治内聚力；小农经济的长期存在使社会缺乏经济内聚力；人们崇尚权力，缺乏信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社会缺乏思想文化的内聚力。旧中国一盘散沙的格局直接导致了人性状况的不平衡，进而导致劳动者个性的千差万别。时至今日，这种情况依然存在。

西方管理心理学中曾提出四种人性假设，即“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的人”和“复杂人”。“经济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最大限度满足自己的私利；“社会人”最重视在工作中与周围的人友好相处；“自我实现的人”迫切希望自己的潜力能充分发挥出来，实现自我的最大发展；“复杂人”则表现出明显的变化性和不稳定性。

诚信缺失在一定程度上

制约着《安全生产法》的实施

诚信已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话题，诚信缺失的最大危害是增加了社会运转成本，制约着社会的发展。儒家思想认为人性本善，客观上带有浓厚的理想化色彩，其最大危害是：让人误认为自私是恶的，使人们不敢承认自私，结果往往使人性产生伪善的一面，所谓“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极易导致诚信缺失现象的产生，再加上受中庸之道和道家阴阳消长的神秘主义影响，我们总体上是缺乏信仰的，正所谓：“闲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信仰的缺乏使有的人甚至不会为说谎而受到良心谴责。这就是当今社会诚信缺失现象的本源。诚信缺失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对《安全生产法》的实施十分有害，比如说管理者要求进行安全投入，一些不具有专业技术或不了解实情的出资人有时就不相信，甚至认为管理者在蒙骗他，使一些隐患不能得到及时整改。同样，安全监察人员提出的忠告，有的同志也不大相信，甚至认为在故意刁难，人为地给安全工作造成障碍，直接影响着《安全生产法》的实施。我们在实施过程中必须树立诚信为本的思想，文明执法，真诚服务，实事求是，表里如一，主动以自身的诚信换来别人的信任，使实施工作在相互信任，协调配合的人文氛围中进行。

几千年的封建思想遗毒

影响着法律的实施

一是制约着人们之间的协作关系。儒家思想中有伪善的一面，“君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嫉妒心理，道家宣扬的“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思想，都使人与人之间难以配合，结果往往是“打仗要靠亲兄弟，上阵还得父子兵”。在矿区，人与人之间若配合不好，有时会造成安全生产责任制不能落实到位的情况，并通过事故的发生而表现出来，西方管理学家把这种行为叫做“责任扩散行为”，这对实施《安全生产法》的消极影响不可小视。由于《安全生产法》的实施工作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靠方方面面的协同作战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要求我们在实施过程中必须加强协作，增进团结，共同做好这项工作。

二是使人难以较真。儒家思想的复古主义，中庸之道，“知足长乐，不求甚解”的惰性思潮，道家的神秘主义，都使一部分人缺乏探求真知、追求真理的精神，有时会使我们的工作难以较真，使“难得糊涂”的封建理念在我们的脑海中占有一席之地。对此，我们在实施过程中必须大力倡导敢于较真，敢于碰硬的精神，认认真真、不折不扣地在做实上下功夫。

三是削弱实施者的信心。受儒家思想影响，我们多数都是性善论者，性善论者潜意识里没有要求被拯救的欲望，再加上受中庸之道和道家阴阳消长的思想影响，我们总体上是缺乏信仰的。我们常常是见啥信啥，道教、佛教、基督教都信，都信往往等于都不信。这在潜意识上使人们缺乏必要的信心，由于法律的实施决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有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缺乏信心是难以做好工作的。

四是制约着人们的进取精神。求稳怕变是官场人格的主要特征之一，使我们常常表现出巨大的思维惯性，而思维惯性则表现出对新事物的排斥，阻碍着安全生产由粗放管理向法制化道路的迈进。

煤企的自身条件特点

往往束缚了人性的发展

煤企多处于偏僻农村，信息闭塞，劳动力来源最初也多在农村，能称得上是知识工人的人为数很少，从根源上影响了一系列新技术、新理念的推广普及，制约着与外界进行一系列信息理念的交融。特殊的管理环境和长期固定的原始管理模式也禁锢着干群的大脑，管理者不舍昼夜，没有节假日，职工永远是吃饭、下井、睡觉三件事。在这个知识创造财富的时代，没有科学的观念和先进的理念，光靠埋头苦干是远远不够的。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井工煤矿的现场管理难度大，再加上受到诸多自然灾害的威协，使管理者总有一种放心不下的感觉，神经长期高度紧张。笔者做过调查，煤矿生产矿长和安全矿长多数患有失眠、早醒、神经衰弱等症状，多数矿工由于神经高度紧张也损害了自身的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