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3000律师献计城中村改造思维导图

“法律服务团”共设立法制宣传组、法律服务保障组、矛盾排查化解组三个小组，3000多名律师参与。在法律服务期间，群众如果遇到因征地拆迁、改造施工、拆除违章建筑等问题引发的纠纷，都可以向律师咨询。

律师将走进社区进行法律咨询服务，社区和村委会可通过司法所和律师事务所取得联系，双方协商确定具体时间。针对矛盾突出的社区或村委会，律师将集中到现场进行咨询服务。

同时，律师也将为政府提供法律咨询，在产权界定、补偿标准的法律规定方面提供帮助。

而在一些“城中村”，比如和平村，由于拆迁补偿款不高，加上没有房屋安置，拆迁工程已历经一年有余，却只进行了一半。

“如果现在有价格比较低的现房供居民选购，和平村拆迁不会是现在的局面。”主管和平村拆迁的朝阳区双井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陈瑛感慨道。

而一年有余的拆迁经历显然使陈瑛想得更多。“现在北京有部分项目尾房很便宜，如果政府有关部门能出面引导或者盘活，居民能够购买这些房子，那么住房安置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

事实上，在记者与开发商以及中介机构的接触中发现，他们并不排斥这样的设想。但目前双方沟通的渠道却不顺畅。而应在其中起到桥梁作用的政府有关部门，尚没有把工作细化到这一步。

在和平村改造中，公认的一点是，开发商是最大的受益者。从长远来说，朝阳区政府改善了地区环境，也是受益方。而有可能做出一定牺牲的，却是拆迁户。

这显然不是“城中村”改造的初衷。

外来务工人员住哪里?

在北京北四环中路和安翔路之间一个占地面积21.3亩的“城中村”，据调查本地居民有200多人，外地居民则多达2000多人。虽然目前记者无法确知北京市“城中村”外来人口的数量，但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都栖身于此。

而随着“城中村”的改造，他们的生存空间则被挤压到一个更为狭窄的地带。据了解，和平村拆迁对于外来居民一律采用解除合同的方式，没有任何货币补偿。

而对于这些外来居民而言，此“城中村”消失了，他们将会转换阵地到彼“城中村”。但如果所有的“城中村”都被改造了，那他们又能住到哪里?记者曾经就这个问题不止一次地问过他们，而他们的眼里，除了茫然，还是茫然。

辛向阳和陈孟平不约而同地表示政府有关部门应该为大量的北京外来人口修建社会保障用房。

“这些流动人口为北京提供了很多服务，活跃了北京的市场，实际上对这些外来人口进行服务和管理，也就是为北京市民提供服务。”辛向阳建议，“‘城中村’改造要体现对外来人口的人文关怀，提供有效服务和规范管理。”他认为，外来人口的安置问题解决好了，治安、卫生等“城中村”存在的问题也将迎刃而解。

陈孟平则表示：“‘城中村’消失后，这些外来人口居住成本会提高，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像为市民修建经济适用房一样，也为他们搭建交通便利、具备基本生活设施的廉租房。”

据悉，深圳和广州在“城中村”改造中，提供廉租房的措施比较完备。北京在完成“城中村”整治这一与奥运相关的城市工程时，房屋安置的环节显然还需要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