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问北京城中村改造思维导图

80个。这是日前北京市副市长吉林透露的北京市今年拟整治的“城中村”数目。

政府无疑希望开发商介入，从朝阳区建委多次给和平村与开发商牵线搭桥的举动就可见一斑。

然而，“城中村”拆迁难度大、开发成本高的现实却令开发商望而却步。80%的“城中村”面积较小，也难以提起开发商的兴趣。

在已有开发商进入的“城中村”项目，事情也并非表面上的拿地和开发那么简单。

今年1月，朝阳区牛王庙村村委会主任温忠立告诉记者，有开发商在牛王庙村征了93.6亩地，征地报告已经被批复，项目开发预计在五六月份启动。

但据他透露，时至现在开发商还在打着“小九九”，“他们主要是看回报期，只有回报期短，项目才会启动。”言下之意是，一旦开发商经过调研，认为回报期过长，项目搁置的可能性将很大。

事实上，开发商在牛王庙村征地已经不是首次。1993年，京润水上花园的开发商就曾在此展开拿地攻势。相隔13年，此项目仍未启动。

“其中涉及的问题很复杂。有开发商资金不到位的原因;也有政府有关部门要求先绿化后开发，开发商不情愿;而牵涉到的农转非的问题，也不是开发商能够解决的。”温忠立说。

他认为：“这属历史遗留问题，政府部门也解决不了。”

北京市政府2005年宣布用3年时间整治北京奥运场馆周边及四环路以内的171个“城中村”。目前，整治项目主要由市区公共财政买单。

其实早有专家建言北京市政府采取措施调动社会力量改造“城中村”。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孟平就曾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应通过酌情减免税费，或给予拆迁补贴等手段降低开发成本，吸引开发商。

首都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辛向阳也表示：“政府先投入对‘城中村’进行绿化和市政设施的改造，环境美化后附近的房地产项目会因此而升值，政府可以向受益的房地产开发商征收升值部分的一定比例费用，作为下一个‘城中村’改造的部分资金。”

只是，政府部门和开发商都有自己的考虑，要端平这碗水，并非易事。

拆迁看似是“城中村”改造最大的顽疾，其实不然。

北京部分“城中村”改造用于被拆迁居民的回迁，这部分工程往往进展较为顺利。显然，类似工程既使市容改观，又改善了居民的生活环境，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而在一些“城中村”，比如和平村，由于拆迁补偿款不高，加上没有房屋安置，拆迁工程已历经一年有余，却只进行了一半。

“如果现在有价格比较低的现房供居民选购，和平村拆迁不会是现在的局面。”主管和平村拆迁的朝阳区双井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陈瑛感慨道。

而一年有余的拆迁经历显然使陈瑛想得更多。“现在北京有部分项目尾房很便宜，如果政府有关部门能出面引导或者盘活，居民能够购买这些房子，那么住房安置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

事实上，在记者与开发商以及中介机构的接触中发现，他们并不排斥这样的设想。但目前双方沟通的渠道却不顺畅。而应在其中起到桥梁作用的政府有关部门，尚没有把工作细化到这一步。

在和平村改造中，公认的一点是，开发商是最大的受益者。从长远来说，朝阳区政府改善了地区环境，也是受益方。而有可能做出一定牺牲的，却是拆迁户。

这显然不是“城中村”改造的初衷。

在北京北四环中路和安翔路之间一个占地面积21.3亩的“城中村”，据调查本地居民有200多人，外地居民则多达2000多人。虽然目前记者无法确知北京市“城中村”外来人口的数量，但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都栖身于此。

而随着“城中村”的改造，他们的生存空间则被挤压到一个更为狭窄的地带。据了解，和平村拆迁对于外来居民一律采用解除合同的方式，没有任何货币补偿。

而对于这些外来居民而言，此“城中村”消失了，他们将会转换阵地到彼“城中村”。但如果所有的“城中村”都被改造了，那他们又能住到哪里?记者曾经就这个问题不止一次地问过他们，而他们的眼里，除了茫然，还是茫然。

辛向阳和陈孟平不约而同地表示政府有关部门应该为大量的北京外来人口修建社会保障用房。

“这些流动人口为北京提供了很多服务，活跃了北京的市场，实际上对这些外来人口进行服务和管理，也就是为北京市民提供服务。”辛向阳建议，“‘城中村’改造要体现对外来人口的人文关怀，提供有效服务和规范管理。”他认为，外来人口的安置问题解决好了，治安、卫生等“城中村”存在的问题也将迎刃而解。

据悉，深圳和广州在“城中村”改造中，提供廉租房的措施比较完备。北京在完成“城中村”整治这一与奥运相关的城市工程时，房屋安置的环节显然还需要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