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称直接对征地补偿设标准“很难科学”思维导图

“去年我国公共财政收入10.37万亿元，人民群众对巨额财政资金的使用极为关切，要求人大加强财政预算监督。”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邱玫建议，完善预算审查批准制度，弥补一些人大代表预算专业知识不足的缺陷，从程序性监督走向实质性监督，为老百姓管好“钱袋子”。

邱玫建议，要建立健全预算监督工作机构。在初审阶段，预算审查机构安排专门技术人员或人大代表提前介入预算编制，同时，提前将预算草案的主要内容提前寄送人大代表，请他们提意见。在代表大会期间，要提高预算的透明度，尽早地把预算发给参会代表，预算草案最好有简本有详本，要增加发给每个代表团的预算详本草案。同时，完善计算机查询系统，将终端完善到驻地，方便代表随时审查。同时，向社会公布较详细的预算，让群众参与预算执行的监督。为了增强针对性，有必要还要召开专题审议会。

“建议修改预算法。除非关系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安全的特别重要事由，一般情况下不许调整，当年安排使用的当年超收收入应作预算调整。”邱玫还建议，要加强预算执行监督，特别要选择人民群众关心、资金量大的专项资金项目进行跟踪监督，即使发现预算管理及执行中存在的问题，督促政府及有关部门改进。

邱玫最后还建议代表名额分配要向外来人口多的省、市倾斜，并明显提高妇女代表比例。

“全国人大在立法方面的成绩有目共睹。”全国人大代表、台盟中央委员、广东省台湾同胞联谊会副会长孔令人说，过去一年，个人所得税法、行政强制法等修正草案在常委会讨论前后都面向社会征求意见，在法律的酝酿、修改阶段就广泛吸纳民意，让不同的利益群体和不同的声音在审议阶段就得到表达。从内容上看，都突出了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一主线，做到了“民生为主，兼顾效率”。

孔令人认为，当前世界和中国正处于公共治理崛起的时代。他建议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过程中，全国人大应该加强对软法的研究。所谓软法，可以理解为一些社会群体协商出来的或民间已经约定俗成的规则。孔令人说，今年即将修订的《老年人权利保障法》就应该以社会法的立法精神进行修订，多采用一些软法的内容。

孔令人还建议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开展执法检查和评估工作。他说，该法律专注于农副产品的专业化生产，而台湾的农会法则涉及生产资料、农产品保险、农户之间的金融、信贷、流通等方面，如果做得好，可以打破人财物只从农村流向城市的格局。广东可以考虑在这方面先试先行。

全国人大代表、揭阳市政协副主席、民盟揭阳市委会主委李林楷也将关注点聚焦在如何加强人大立法上。他表示，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共审议了24件法律草案，以全国人大常委会每年通常开6次常委会会议计算，每个会议平均通过三件法律，效率很高，但纵观这几年的立法，个别法律在某些程度上缺乏前瞻性。

他举例道，比如2008年颁布实施的《劳动合同法》，有些省份2010年才实施，但今年人大常委会已经将其列入修订计划。又比如去年刚修改的个人所得税法，将起征点从原来的2000元提高到3500元，但还是缺乏了前瞻性，因为物价涨得实在太快，工资普遍上涨。李林楷建议，可以直接一步到位，将起征点调高至5000元甚至更高，不然可能很快又要进行法律条文修改。

李林楷还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应该创造条件，进一步扩大参与全国人大立法工作的范围。他指出，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都会邀请人大代表列席，但每次只有二三十名，平均一个省不到一名，实在太少。“虽然我们不是法律专家，但工作和生活在基层，对基层的情况非常熟悉，如果参与立法可以提出很多建设性的建议。”李林楷说，“与民生特别关联的立法，一定要多邀请基层代表参加。”

今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修改《土地管理法》，这让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国土厅厅长陈耀光备受鼓舞，他说加快修改土地管理法十分有必要，同时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要听取审议国务院关于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的工作。

陈耀光表示，现有土地管理法在耕地保护方面规定，划定的基本农田应占本区域内农田的80%以上，没有考虑到各省的差异情况。征地的审批程序也存在环节多、程序复杂、时间长等问题，客观上造成了交通、能源等重点项目未批先用。此外，征地补偿的标准为该耕地前三年平均产值的6—10倍，“法律直接对征地补偿设立标准，很难科学”。因此，需要加快《土地管理法》的修订。

“按照国务院的部署，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要在今年底前完成，对广东来讲，有很大的难度。”陈耀光还表示，广东超过96%的农村集体土地确权证是发给行政村，自然村的发证比例非常低，但客观上，土地的使用权主体在自然村而非行政村。“如果政府没办法把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确认到具有所有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手上，很容易引发社会问题，很多土地纠纷的根源在这里。”陈耀光说，土地确权登记是对广东、全国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国家应高度重视这一情况，否则明年所有农转用户的土地审批都要终止。建议纳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重点监督。

历经十二载的《行政强制法》终于修成正果，于2012年1月1日开始施行。

全国人大代表、韶关高级技工学校校长刘雪庚指出，行政强制法颁布实施正好说明，法律的产生涉及到权力与权利、权力与责任的关系，既赋予了行政机关必要的强制手段，来保障政府管理职能的实现和提高政府管理的效率，但又要对行政强制进行规范、约束和监督。“就是要戴上"紧箍咒"，避免在行政强制中出现的滥用职权的现象”。

刘雪庚建议，要健全和完善行政强制的监督和评价机制。“我们要改变行政管理单纯当成向上负责的传统模式，同时要使广大群众对行政管理的评价意见，能够影响到行政机关的绩效评价。行政管理不仅要向上负责，也要向下负责，就是向广大人民群众负责。”

全国人大代表、湛江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郑日强建议，要规范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行使。

他指出，重大事项决定权是地方各级人大的一项重要职权，过去各地人大也制定过类似关于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规定，但是监督法出台后，不少地方取消或修正了这些规定，而事实上重大事项决定权在各地未能很好体现行使。“究其原因，就是对什么是重大事项没有统一认识，哪些问题才算重大没有明确确定，这样就影响了各级人大对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行使。”

他建议，全国人大直接授权省级人大常委会制定统一的关于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法律法规和实施细则，规范各级人大对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行使。

郑日强还建议，规范代表质询和询问工作。他表示，质询和询问是法律赋予各级人大代表的重要职权，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保障房建设工作采用专题询问的方式进行监督，监督效果十分好。“质询和询问是各级人大常委会的重要监督形式，建议全国人大授权各省人大统一质询和询问的做法，形成统一的、规范的行使监督形式，更好发挥人大监督作用。”

“会议讨论应与时俱进，发言要会前有准备，会后有产出”。全国人大代表、农工党中央委员、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如松在会上对下届代表履职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说应鼓励和提供条件采用多媒体汇报，将文学、图表和相关的音像背景材料展示出来，开展生动、活泼、科学、民主、有理有据、准备充分的讨论和质询，使结论可操作、发言有新意，避免空话套话。

在王如松看来，每年人大会议期间，代表们对政府工作报告讨论较多，但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以及国家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审查和质询相对较少;对局部性、地方性的问题讨论得多，对全局性、国家性的问题深入得少;书面议案、建议提交多，口头质询、辩论、反馈少;会议期间履职多，会后履职少。他建议，常委会今年就如何发挥代表作用组织调研，制定方案，为提高下一届人大代表的履职效率做准备。

在发言的最后，王如松还建议人代会向电子政务过渡。他说，每年全国人大会上、会下的纸质文件很多，能否创造条件逐渐向电子政务过渡，会议文件和简报可用电子文件发给每个有条件的代表，以节约大量会议用纸和人力物力，还便于信息储存和查询。

近年来，代表请假缺会的消息不时见诸报端。如何加强代表自身的建设，也成为广东团代表热议的话题。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党组书记、副总裁张富生建议，应该建立全国及各级地方人大代表及其常委会委员的监督考核或评价机制，促使代表积极履职。

在谈及如何对人大常委会进行监督时，钟启权表示，其实人大常委会每一次会议都有严格的制度规定，哪个常委因什么原因缺席会议都必须汇报登记，然后传达给每一位常委会委员，实际上是有内部监督的，“未来也可以考虑在选区进行公开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