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赔偿金存在“用不出去”的怪现象思维导图

重庆市规定，市级机关年国家赔偿金额在50万元以上或个案赔偿金额在10万元以上的，要向市人大常委会作出专题报告;对连续两年国家赔偿金额在50万元以上的市级机关负责人，人大代表可依法提出质询案或罢免案。

一些基层政法部门的负责人向《瞭望》新闻周刊反映，这样的制度设计初衷是很好的，但在实践中却容易让国家机关更加害怕国家赔偿被“曝光”，因此宁愿部门掏钱，甚至个人掏钱“私了”。

他们分析道，法院、检察院的领导难道会为了赔偿10万元牺牲个人的“政治前途”，在人大留个“案底”?通常就会有两种选择，一是尽量少赔，不要超过人大规定的“红线”;二是赔再多钱都“私了”，花钱买个平安，摆平就是水平，搞定就是稳定。

除了怕被“问责”外，一些地方特别是财政比较困难的地区，没有预算经费用于国家赔偿也是“私了”的一个原因。

沈阳市根据自身的财力状况规定，国家赔偿费用市财政只负担80%，剩余20%由赔偿义务机关承担。辽宁省检察院国家赔偿办副主任刘树声说，国家赔偿费用先由赔偿义务机关垫付，这在富裕地区还不存在问题，但有的经济困难地区的检察机关为了垫付赔偿金，半年没有买办公用品。

消除“私了”存在的土壤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副主任杨小军教授指出，国家赔偿“私了”的危害很大，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次，国家赔偿变成个人赔偿会引发公职人员“不作为”现象，不利于公职人员、尤其是司法人员公正履行责任，不利于司法公正;

另外，“私了”缺乏“标准”，完全是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容易引发司法腐败，严重背离了国家赔偿立法的本意。

“应充分认识国家赔偿法的救济功能，不能把它变成追究责任的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说，“不是看过错，只要对被害人造成伤害，就要给予国家赔偿，实现充分保障人权、促进国家机关严格依法办事的法律效果。”

此外，应改变国家赔偿先由赔偿义务单位垫付，再由财政部门核销的程序。各级财政应专门设立国家赔偿金专户，司法机关一旦作出赔偿决定，财政直接支付国家赔偿金，不要走“先垫付、后核销”的弯路。

辽宁省检察院国家赔偿办副主任刘树声说，随着赔偿金额的增加，如果还是采取先行垫付的方式，长期下去司法机关承受不起，就会出现“越主动纠正错误的部门越吃亏”的怪现象，影响司法机关进行国家赔偿的积极性，难以杜绝“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