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意透支型犯罪与自诉案件思维导图

从刑法规定“恶意透支”的定义角度上看，持卡人并非以虚假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或冒用他人信用卡的人，而是具有真实身份、合法的信用卡持有人；从情理上看，这种信用卡透支是建立在双方事先约定的基础上进行的信用消费，也就是说银行先埋单，个人后还款并付一定手续费的合同关系下的行为。从后果上看，信用卡透支不还，不管是善意透支还是恶意透支，超过一定期限不还都将交付较高的滞纳金。从客观证据的形成来看，是否两次催收，是否超过规定限额和期限，主要是从银行相关报表上体现，银行占有绝对优势地位。所以，将“恶意透支”行为作为刑事公诉案件处理，一直以来遭人诟病。相反，将这种“恶意透支”行为作为刑事自诉案件，由于减少了公安、检察机关的司法介入，将双方的行为作为平等的主体来进行审理，可以缓解这种对抗情绪。同时，被害人可以提出反诉，通过相关证据主张自己的权利。

根据司法解释规定，“在公安机关立案后人民法院判决宣告前已偿还全部透支款息的，可以从轻处罚，情节轻微的，可以免除处罚。恶意透支数额较大，在公安机关立案前已偿还全部透支款息，情节显著轻微的，可以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虽然在量刑上体现了司法机关以人为本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但由于司法机关介入“恶意透支”调查，使银行持卡人在心理上无法释怀，即使归还了透支款项，也不一定认识到自己行为的罪过。

根据“两高”的司法解释，恶意透支构成信用卡诈骗罪，需要满足三个客观要件，即数额要件、催收要件和时间要件。这三个客观要件都很容易理解，但是恶意透支还需要判断行为人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司法机关判断行为人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需通过考察持卡人透支前的财务能力、透支后的消费情况及应对方式来推断其主观心态。但是如何判断“明知”，又如何定义“肆意挥霍”，这些模糊概念在实践中往往发生歧义，可能出现法律适用不统一的情形。

对于自诉案件，自诉人在法院判决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也可以撤回起诉。如果作为刑事公诉案件，则被害人失去了调解结案或撤回起诉的可能。事实上，信用卡恶意透支案件中，如果通过法院促成调解，持卡人大多能主动归还欠款，这种结案方式双方都能接受，有利于社会矛盾的化解。

银行向持卡人签发信用卡时，依法有审慎审查持卡人支付能力的义务。银行如果向明知不符合条件者滥发信用卡，无异于引诱持卡人恶意透支，并直接提供了恶意透支的工具和便利，因而从情理上讲，银行对于最终的损害后果同样具有过错。尤其在最近几年，由于银行之间恶性竞争，出现滥发信用卡的现象。

如果作为自诉案件，让双方作为平等的市场主体，在诉讼过程中，银行为了胜诉，其必须主动收集相关证据，有效地应对庭审诉讼，否则可能为自己的不负责任行为埋单或承担相应的市场风险。为了缓解这种压力，驱使其不得不加强自身工作体系建设，促进银行信贷的健康运行。这样，既可以强化银行的责任，减少恶意透支的情况发生，且通过银行不断积累经验，努力加强工作体系建设，建立起稳定的市场信誉制度。

将恶意透支行为作为刑事公诉案件，明显增加了公安、检察运用司法权力的环节，实际上将个别人的行为所应付出的成本转嫁给了公众，由政府出面动用国家暴力为银行讨债。从司法实效来看，由于大量的信用卡透支行为，在公安侦查过程中即将余款还清，且偿付了数额较大的滞纳金，检察机关也都作了相对不诉处理，即使起诉至法院，法院审理后宣告缓刑或免予刑罚。

可见，刑罚并非是必要手段，也完全可以被其他手段替代，如对符合发卡条件的持卡人恶意透支，银行可以约定较高的滞纳金，通过市场手段刺激持卡人的谨慎心态；可以调整透支限额，避免损失过大等等。因此，在无法追回欠款时，银行可以通过自诉的方式向法院起诉，这样做可节约大量的司法人力物力，减少不必要的诉讼。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九十六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