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中的自诉担当思维导图

德国刑诉法在起诉方式上采取了公诉为主、自诉为辅的立法例，法典虽然保留了自诉制度，但严格限制其适用。仅就自诉案件的范围而言，依据德国《刑事诉讼法》第374条的规定，自诉案件只有八种:1、非法侵入罪; 2、侮辱罪; 3、侵犯通信秘密罪; 4、伤害罪; 5、威胁罪; 6、损坏财产罪; 7、《反不当竞争法》第4条等规定的犯罪; 8、《专利法》第142条第1款、《实用新型专利法》第25条第1款、《半导体保护法》第10条第1款、《濒危动、植物保护法》第39条第1款、《商标法》第25条d第1款和第26条、《设计注册法》第14条第1款、《版权法》第106至108条、《造型艺术及摄影作品著作权法》第33条规定的犯罪。这八种案件又分属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第1、2、3、6、7、8种)和轻微刑事案件(第4、5种) .首先，对告诉才处理的案件采行自诉，是因为告诉才处理的立法本意在于，在贯彻国家追诉原则的大前提下，适当寻求追诉犯罪的公共利益与尊重被害人私人利益之间的平衡，即在无涉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国家没有必要违背被害人的意识强行追诉犯罪，允许被害人对部分案件在权衡利弊后斟酌是否起诉，这样更符合客观实际，更有利于纠纷的彻底解决。实际上，这些犯罪都是轻罪，交由被害人处分不会对社会公益造成实质性损害。其次，对轻微刑事案件采行自诉，主要是基于诉讼经济的考虑。在任何时候，需要追诉的犯罪在数量上均远远大于已被追诉的犯罪，打击犯罪的无限性与国家资源投入的有限性之间永远存在难以弥合的矛盾，由此也凸显出效益问题的重要性。这样，从诉讼经济的角度考虑，对特定轻微刑事案件，国家也不必完全干预，而是交由被害人决定是否追诉。因为，即使是这类犯罪未被追诉，对社会公益也不会造成多大损害。总体而言，这两类犯罪是否追诉几乎都无碍于社会公益，这是实行自诉的大前提。〔7 〕但是，一旦这些犯罪因特殊原因牵涉到社会公益，自诉程序启动、进行的大前提———无碍社会公益，就随之丧失，继续自诉程序的理由已不充分，代表公共利益的检察机关当然就要介入其中，国家必须“公事公办”，自诉转公诉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了。所以，德国的刑诉法规定，检察机关担当自诉后，便终结了原来的自诉程序，程序性质转为公诉，自诉人无权干预检察机关此后进行的公诉活动。

台湾地区起诉制度的设定与德国有所不同，采公诉与自诉并行的立法例。2003年刑诉法的修正，虽然被学者认为是确立了“公诉优先的原则”，但其自诉案件的范围几乎没有限制(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外，不论犯罪的种类、性质、罪行的轻重，因犯罪而直接被害者均可提起自诉) ，这与德国仅八种自诉案件的限制，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同时也显示了台湾刑诉法对自诉制度的倚重。虽然台湾地区自诉制度设置的目的承袭了德国自诉制度当初设立的目的，即防范检察官滥用公诉裁量权，以免检察官不启动诉讼程序，被害人又无法启动，而使后者陷于无从获得救济的不利境地。但台湾地区并没有仿效德国，对自诉进行严格限制，把自诉案件的范围只局限于少数特定轻罪，而是把自诉案件扩大到几乎所有的犯__罪，将防范检察官擅权不起诉的范围推向了极至。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台湾地区诉讼文化中对公权力的高度戒备和警惕。在台湾地区，检察机关担当自诉后，并不因其中途介入自诉而改变程序性质，检察机关只能充当自诉协助人的角色。这与其自诉制度的直接指向———防范、警惕检察官擅权，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虽然在特殊情况下，需要检察官介入自诉，但要控制其介入的程度，即只能让其处于协助自诉的位置，而不能喧宾夺主，取代被害人的地位，一旦自诉人有能力或愿意继续进行诉讼，则检察官应当退出诉讼。否则，便无法实现制度设立的初衷目的。正因为如此，台湾地区的检察机关担当自诉后，自诉程序的性质便不会发生改变。

如前已述，台湾地区自诉担当的诸项原因，基本都只涉及自诉人自身或与自诉人有关的事由。德国自诉担当的原因虽然没有在刑诉法中具体列明，但实践中主要是法院认为涉及社会公益的情形。前者关乎个人，后者关乎公益。二者的差异极为明显。

就德国而言，自诉担当的原因主要涉及社会公益，这与其刑诉法中自诉案件范围与公诉案件范围泾渭分明有关。自诉案件主要局限于无碍社会公益的特定轻罪，公诉案件中的犯罪则关乎社会公益。自诉担当是由代表社会公益的检察机关介入自诉程序，所以只有在自诉程序启动后，又出现关乎社会公益的情形，检察机关才有理由介入。因此，德国检察机关担当自诉一般不考虑自诉人是否有能力或有意愿进行诉讼。

反观台湾地区，其自诉担当的原因主要涉及自诉人自身或与自诉人有关的事由，这与台湾刑诉法中自诉案件范围与公诉案件范围区别不大有关。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各种犯罪的直接被害人均可提起自诉。设立如此没有限制的自诉制度，如前所述，是为了全面地防范检察官滥用起诉裁量权，其结果必然是全面地赋予了被害人自诉权。自诉担当定位于检察机关作为自诉人的代理人协助其完成自诉，实现其自诉权。所以，自诉程序启动后，需要检察机关协助完成自诉的情形，主要局限于自诉人因自身原因无法将自诉继续进行下去，一般不会考虑案件是否涉及社会公益。

综上，德国与我国台湾地区自诉担当制度的不同，与其刑诉法对待公诉与自诉关系、自诉制度设立之目的、功能，以及自诉制度与其他的被害人保护制度的消长关系有关。可以说，两种不同模式在其制度框架内各有内在的逻辑性与正当性。

公共利益原则是检察权行使的基本原则之一。〔8 〕少数轻微刑事案件一般不涉及社会公益，交由被害人斟酌起诉又能有效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益，这是我国采取公诉为主、自诉为辅刑事起诉模式的理论预设。但不可否认，自诉案件在特殊情况下又会关乎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在此情形下，放任诉讼程序自由进行无疑会助长侵害社会公益的不良风尚，与社会正义的基本理念背道而驰，同时也背离了设立自诉制度的初衷。因此，我们认为，公诉与自诉虽相互独立，但并不相互排斥，在一定情况下还相互转化，这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符合有效维护国家、社会整体利益的实践需要。显然，自诉担当正是体现这一诉讼观念，实现这一诉讼目的的最佳制度设计。

除了维护公益外，公诉权还具有对个人利益的保护功能。〔9 〕与国家公诉机关的强势运转不同，自诉人在自诉程序中与被告人地位平等、机会均等，能力也相等。自诉程序启动以后，自诉人由于外来的(如受强制、威吓)或自身的(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原因，无法将自诉进行下去，又没有其他的诉讼承受人(如近亲属或法定代理人)时，放任程序终结或无休止中止下去显然都不公平。此时，检察机关的介入使本来可能阻断诉讼程序的原因被有效化解，从而保障诉讼活动有序推进，而诉讼程序继续推进本身就符合被害人的意愿，也符合一般的正义理念———(实体)利益受损失时给予维护、(诉讼)能力受限时给予弥补。而且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是，检察机关担当自诉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被害人二次受害。因为，如果诉讼程序开始后，由于自诉人受强制、威吓或自诉人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而终结，不排除被告人为促成程序终结而再度伤害自诉人，检察机关担当自诉则能从根本上防止此类危险的产生。

〔1 〕吴卫军:《我国刑事自诉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J ]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4期，第25 - 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