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的现状思维导图

证人能够向司法机关提供有关案情的真相，特别是在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双方各执一词的场合，证人出庭接受双方的询问质证，揭露案件事实，能够正确的认定事实，同时也有利于司法公正目标的实现。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询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同时，[2]《刑事诉讼法》第156条、157条都赋予了控审双方庭审质证权。证人出庭能够弥补证人书面证言中，由于询问人的业务素质和记录人知识水平的差异，造成的证言笔录在某些细节上，表述内容上难免出现的模棱两可的语言。这样，即使是证人说出表达不清的言语，也可以通过当庭审查、判断、核实，进而使其得以准确的理解。另外，证人出庭作证，还可以减少金钱、利益等因素的干扰和诱惑，增加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反之，如果证人不出庭作证，就不能进行有效的控辩对抗，也就难保控辩的平衡和法律的执行。

证人出庭，可以减少执法过程中的偏差，避免暗箱操作，减少了出伪证、假证、随意出证的可能性，可以有效的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同时也是民主与法治建设的需要，将证人的证词置于旁听群众监督之下，真实体现了公开审判的社会效果。

控辩庭审方式，具有谁主张谁举证的内含，所举证据必须在法庭上经对方质证。由注重审查实体转化为注重审查程序，依法认证，确保了控辩双方及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为公正审判提供了法律保障。证人出庭作证由控、辩双方申请到庭，充分体现了法庭中立的裁判者地位，促进公正裁判。证人出庭作证，还可以提高法官驾驭庭审活动的能力，使原来国家职权主义变成了控辩式的当事人主义，增大了控辩双方的举证责任，是庭审改革的重要内容。从某种程度上讲，证人不出庭作证，刑事诉讼法就不能正确贯彻执行，庭审方式的改革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但立法上却没有明确规定证人不履行作证义务时的制裁条款。从法理学上讲，义务与制裁是任何一个完整法律规范的必备要素，因为，如果没有规定制裁的命令，那就不会有任何法律义务。同时《刑事诉讼法》157条“公诉人、辩护人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这就规定证人履行作证义务既可以采取出庭作证，向法庭口头陈述自己所知道案情的方式，也可以采取不出庭作证，由司法人员将其证言制成笔录在法庭上宣读的方式。证人在可自由选择的情况下，为证人不出庭作证提供了法律依据，容易造成不出庭作证的现象，使证人出庭作证不具有义务性和强制性，而具有可选择性，实质上对证人不出庭作证具有一种隐性的鼓励作用。

《刑事诉讼法》第45条规定，有关单位和个人有向司法机关如实提供证据的义务。那么，单位拒证怎么办?个人拒不到庭如何处罚?目前，我国对证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作证所承担的法律后果，法律并未做出规定。这样就产生了两方面的消极后果：一方面证人认为自己不出庭作证也符合法律的规定，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遂不愿出庭作证，使法律的规定落空;另一方面，司法工作人员为了减少工作量和不必要的麻烦，会考虑优先采取宣读证人证言的简便易行的方式，而不会采取程序复杂、效率低下、易出意外证人出庭作证的方式，从某种角度上讲，这对证人不出庭作证起到了放纵作用。其实，这种没有责任作保障的义务是没有意义的。

《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但是，由于没有具体的保护措施，没有专职的保护人员以及行之有效的保护机制，对证人的保护只停留在事后保护、人身保护、宣言式保护范围内，忽视了对证人事前预防性及财产方面的保护，在实践中很难真正发挥出保护证人的作用，事实上，我国每年发生的残害证人及其家属的案件并不少见，但能及时对加害者进行惩治的事例却寥寥无几。因而许多证人在怕是非、求安稳的心理支配下，为避免事后遭到打击报复而不愿、不敢出庭作证。 综上，法律只规定证人有作证的义务以及作伪证应负的法律责任，而没有给予其相应的人身和财产上的保护，使得证人的权利、义务以及责任在法律上处于一种极不平衡的状态，这是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又一重要原因。

证人出庭作证，因出庭承担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等损失，法律对此没有规定应该如何赔偿。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贫困人口所占比例大，刑事案件发案率也相对较高，特别是一些地处边远地区或离审判地点较远的证人，要其承担交通、住宿费压力会更大。现在的人都是有着强烈经济观念的“经济人”，如果出庭作证只能给自己带来损失而不能得到任何补偿或回报，吃力不讨好的事有谁愿意干呢!

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耻诉厌讼的法律文化思想，在人民群众的心中根深蒂固，有的证人存在着明哲保身的思想和传统，加之法律宣传的力度不够，公民法律意识淡薄，作证意识严重缺乏，认为揭露惩罚犯罪是司法机关的职责，不参与作证既不犯法，亦不为过。同时，自古以来，百姓进衙门都被人们认为是不好的事，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明哲保身思想的干扰下，认为作证就是在人家背后下“黑手”，不是光明正大行为，会被人耻笑。而有些人则缺少正义感，“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总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怕给自己带来不便，得不偿失，很少考虑到被害人的感受。在接到法院的出庭通知时，想方设法予以躲避，即使在确实无法躲避的情况下，通常也是采取“避实就虚”的策略，仅就无关痛痒的事实与情节作证，对于关乎案件定罪量刑的内容则一概以“想不起来”、“记不清”之类的语言予以搪塞。可见，传统的法律文化思想已严重地阻碍了证人正常地出庭作证。

首先，由于部分司法工作人员还未完全从旧的庭审方式转变到新的庭审方式上来，审判公正观念的缺乏，对证人出庭作证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没有做好证人出庭作证的基础工作。有的司法工作人员甚至担心证人出庭作证会出现难以预料的变化，使法庭难以控制，遂在实践中用宣读证人证言来代替证人自己出庭作证，大量案件靠书面证言定案，存在司法不公正的严重危险。其次，部分司法工作人员有怕麻烦、图省事的思想，采取消极应付的办法，只是机械地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通知，至于证人是否出庭，则在所不论。最后，由于个别司法工作人员的素质低下，在群众中影响不佳，使证人对所有司法工作人员抱有成见，持不信任和不合作态度，从而从行动上制约了证人出庭作证的可能性。

1、借鉴国外立法，规定证人拒不出庭作证的制裁条款

(1)对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保护，不仅体现在侦查、检察、审判的各个环节，而且应当包括事前提供必要的保护和事后对打击报复者依法追究法律责任两个方面，必须以事前保护为主，做到事前认真保护，事后认真监督，尽力消除证人出庭作证后受到打击报复的可能性。

对于履行出庭作证义务的证人，应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对因作证支出的费用和误工费给予经济补偿。我们应借鉴国外立法经验，例如，在英国有证人酬金制度。证人酬金是指向证人支付的，补偿其来去审判地点及居留期间花费的款项。在美国，无论是以政府的名义传唤证人，还是根据无经济能力的被告人申请传唤证人，证人都可以获得由政府支付的费用，即获得经济补偿的权利。在德国，则专门制定了《证人、鉴定人补偿法》，对出庭证人的费用补偿规定的非常具体。我国也可设立一项证人出庭作证的基金，由法院负责管理，专款专用。对补偿对象、范围、条件、标准作出具体规定，使司法机关在对证人补偿时行之有据，便于操作。具体规定可包括下列内容： 一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支持公民出庭作证，不得因作证扣发本人工资;二无固定单位的证人因作证而减少正常收入的，法院从基金中应予适当补偿;三因作证支出的交通、食宿等费用，从基金中予以补偿。同时，还可作出必要的限制性条款：对于一些经济困难的证人可以请求预支交通、食宿等必要费用，这样，既可以增加公民作证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有利于司法机关及时获取证据。

(二)在司法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