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只能是故意思维导图

第一，持过失说者提出，根据刑法的规定，犯罪的罪过形式决定于行为人对其实施的危害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即不是决定于对行为的态度，而只能是决定于对结果的态度。因此，滥用职权者对其实施滥用职权行为的心理态度虽然是故意，但对“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结果的态度只能是过失。王作富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忽视行为人对行为的认识，单纯地根据危害结果来确定主观方面的表现形式，是片面的，也是不科学的。即在决定故意、过失之区分时，不可忽视行为人对行为主观态度的不同。比如，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行为人对其肇事行为（违章）的态度可以是过失，也可以是故意的，但是，对于致人重伤死亡等结果的心理态度，却只能是过失态度，否则将构成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罪，而非交通肇事罪。而对于故意杀人罪来说，行为人对其造成他人死亡结果的心理态度是故意的，而且对其造成后果的行为也只能是故意的。滥用职权罪的行为即是如此，如果不知自己是在滥用职权，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只能是玩忽职守罪，亦非滥用职权罪。

第二，持过失说者认为，由滥用职权罪的法定刑分析，其罪过形式也只能是过失。具体而言，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将滥用职权罪与通说认为是过失犯罪的玩忽职守罪规定在同一法条上，两罪法定刑相同，即最高刑为十年有期徒刑，但故意犯罪不应处罚如此之轻，可见，滥用职权罪只能是过失犯罪。王作富认为，撇开立法技术不谈，对在同一条文上规定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并有相同法定刑的并非只有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刑法第三百九十八条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故意和过失泄露国家秘密亦是如此，法定刑相同不能成为证明罪过形式相同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