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故意的含义及其认定/过失的含义及其认定思维导图

因此，认定行为人主观方面各要素，在刑事诉讼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刑事被告主观方面各要素的认定，与对他危害事实(判决有罪以前不宜称为“犯罪事实”)的认定一样，都是刑事诉讼程序中要解决的问题，其目的也是为了确定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但是，相比之下，对刑事被告人犯罪主观方面各要素的认定，比对其危害事实的认定要复杂的多，因为被告人的罪过或目的或动机来自他的内心。然而，在通常的刑事诉讼程序中，法官对被告人罪过、目的或动机的认定却显得过于轻率，在此情况下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冤案的产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六条规定：“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本条规定说明，不管造成了多么严重的损害结果，只要造成这种结果的行为人没有故意或过失，行为人都不构成犯罪。也就是说，行为人是否犯罪首先取决于他在主观方面是否具有罪过，即故意或过失。

那么，如何认定刑事被告人主观方面各要素呢?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在目前的刑事审判当中，我们却忽略了。这样做的严重后果是导致冤案的产生。本文通过论述认为，犯罪主观方面各要素的认定之所以复杂，原因在于犯罪主观方面各要素属于被告人的主观意识与意志，而主观的一切东西均来自于人的内心。我们无法深入一个人的内心去对他内心世界的状况进行考察。只有通过与行为人危害行为有关的一些客观事实来推断(必然存在偏差)也即“认定”他的内心世界是个什么样子，或者说他有没有犯罪的罪过。

因为犯罪故意或过失是一切犯罪必不可少的主观条件，本文将重点从刑事被告人的故意或过失,并涉及目的和动机等犯罪主观方面来探讨刑事被告人主观方面各要素的认定问题。

刑法上犯罪的故意是罪过形式之一，指故意犯罪的主观心理态度。《刑法》第十四条对“故意犯罪”的概念作了明确限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其中就包括对“故意”一词的解释和限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某种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即为故意。

犯罪故意包含两项内容或称两种因素：一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危害社会的结果，这种“明知”的心理属于心理学上所讲的认识方面的因素，亦即意识方面的因素;二是行为人希望或者放任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这种“希望”或“放任”的心理属于心理学上意志方面的因素。实施危害行为的行为人在主观方面必须同时具备这种方面的因素，才能认定他具有犯罪的故意而构成故意犯罪。

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即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必然要发生某种危害结果，也指可能要发生某种危害结果。对于这种结果，具有故意的行为人在意志方面是持“希望”或“放任”态度的。“希望”或“放任”的态度将决定行为人的故意是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对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的认定，按现行的刑法规定并不影响行为人所犯罪行的定性。

在认定行为人的意识因素和意志因素时，对前者认定的复杂程度要远远高于后者。行为人的意志直接控制他的行为，从行为人实施的具体危害行为能够帮助我们认定他的意志因素也即希望或放任的心理态度，但对他意识因素的确定就有一定的难度。我们很难下这样的结论，也即确定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是明知的。

明知的内容应当包括法律所规定的构成某种犯罪所不可缺少的危害事实，亦即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客观事实。具体来说包括三项内容：

要寻找犯罪故意的认定途径，应首先考虑与犯罪故意认定有关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应是通过某种方式为人们所能感知的，因而它们必然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些因素包括：

对危害行为的分析，主要看行为人所采取的具体危害行为。行为人实施危害行为时是否使用工具?如果使用了工具，还得考虑这种工具的性质和其对该工具具体的使用方法。比如行为人使用了枪支，从枪支这种工具的性质上，我们知道它可以导致自然生命的终结;从使用方法上，我们还得从危害结果看行为人是否开了枪，如果开了枪，还得从危害结果看开枪的具体目标，这种目标可能是被害人头颅、胸腹部、四肢或天空，不同的目标可以反映出行为人不同的意图。尽管如此，这种反映出来的意图也不是绝对准确的，比如行为人只打伤被害人，但在开枪时被害人的身体发生移动或行为人的枪支突然受到外力影响导致伤害部位偏离原定目标从而造成受害人死亡。这种情况下，认定行为人具有杀人故意显然是不妥当的。

对实际结果的分析，实际上还是分析这种危害结果与行为人危害行为间的因果关系。在故意犯罪的情况下，行为人的危害行为通常会直接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但在有些情况下，实际的危害结果虽然由行为人的危害行为直接引起，或虽直接但该行为不是造成危害结果的主要原因。比如两周姓男子对甲某的伤害，虽然甲某的死亡是由两周姓男子的危害行为直接引起，但导致甲某死亡的直接原因却是甲某本身原有的脾脏肿大疾病。因此，仅从实际的危害结果来判断行为人的犯罪故意是靠不住的。

对这种时空条件的分析，对行为人犯罪故意的认定虽不直接但却十分重要。这种重要性体现在，它有助于我们分析实际危害结果与危害行为之间因果关系的直接性。以余英故意伤害案为例，如果余英小卖部前的台阶很高，人在不小心的情况下摔下去会造成伤害的后果，假定余英将杨英故意推下了台阶，认定余英构成故意杀人也不为过。否则，仅以余英小卖部前存在一个小台阶(现场条件)，结合余英实施(假定)推杨英的行为，就认定余英具有伤害杨英的故意是难以成立的。显而易见，小卖部前的台阶高低以及杨英是否穿高跟鞋对杨英的伤害后果具有更直接的因果关系。

对象具体情况的分析

对于不同的侵害对象，同样的危害行为将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危害后果，尤其在侵害对象对危害行为的承受能力或防御技能不同的情况下。侵害对象对危害行为的承受能力或防御技能(比如侵害对象是否会游泳)以及行为人对侵害对象相应能力的了解或“明知”，对认定行为人的犯罪故意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对行为人的智力水平分析，对认定行为人对其行为造成危害结果的认知程度也即其对危害是否明知具有决定意义。

显而易见，认定行为人犯罪故意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需要通过分析各种相关因素才能得出行为人是否具有犯罪故意的结论。

对于有预谋的犯罪，行为人一般具有犯罪动机，而犯罪动机又深藏行为人内心。但犯罪动机可能通过行为人的一贯表现以及他与被害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显现出来，这种一贯表现和人际关系是客观存在的能够被人所感知的事实。除此之外，对于已发生的危害行为，行为人实施的危害行为所做的预备行为和行为过程的周密程度也可说明某种犯罪故意的预谋性。

对于突发的危害结果，行为人一般不存在犯罪动机。同时，因为其危害行为可能是由其它原因激起，比如污辱、争吵、互殴等。此时，在认定行为人犯罪故意时，我们应当考虑到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明知”是不全面的。也就是说，行为人对危害结果不一定真的属于“明知”，我们会说行为人“不计后果”。

就现行的刑法规定来说，对故意犯罪并未区分故意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因此，刑事诉讼中对刑事被告人的故意也不区分直接或间接。但是，认定直接故意或间接故意对刑事被告人的量刑具有参考意义。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的认定，一般无需考虑行为人的意识因素，也即不再区分行为人明知的危害结果是必然要发生的还是可能要发生的;对行为人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的认定主要考虑行为人的意志因素，即行为人对其明知的危害结果是采取积极追求的态度还是放任的态度。

刑事意义上的过失，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的一种心理态度。

与犯罪故意需要认定一样，犯罪过失同样需要认定。在过失的罪过形式当中，无论从主观意识还是意志，过失犯罪的行为人与故意犯罪的行为人都有所不同。从行为人的意识上看，故意犯罪要求行为人对危害行为产生的结果是“明知”的，过失犯罪则要求行为人“应当预见”到危害结果但由于他的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虽然预见到，但他又“轻信”这种结果能够避免;从行为人的意志上看，故意犯罪的行为人是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过失犯罪的行为人既不希望也不放任危害社会结果的发生。

1、犯罪动机和目的仅存在于故意犯罪形态当中。过失犯罪的行为人是没有动机的，因而他与被侵害者是没的利害关系的;行为人没有犯罪目的，因为他并不追求或者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

2、因为行为人并不追求危害结果，所以行为人实施的具体行为并不直接指向这种结果，并且危害结果可能不是该行为产生的唯一结果;如果是唯一结果，那么这种结果不一定超出了行为人所追求的危害程度，比如一般互殴导致的重伤害或死亡。因为行为人并不追求危害结果的发生，因而在过失犯罪过程中，不存在行为人有预谋以及与此相关的犯罪预备情形。

3、实际发生的结果，可能有行为人追求的良性结果，也可能有与此相伴的危害社会的结果;或者只发生了危害结果而没有发生良性结果，这就可能构成了过失;如果只发生了良性结果而没有发生危害结果，公诉人一般不会以过失犯罪为由提起诉讼，更不存在犯罪过失的认定问题。

4、在认定犯罪过失时，同样要考虑发生危害结果时与发生该结果有关的时空条件;这些条件对于危害结果的发生所起的作用，以及这种作用是否行为人所“应当预见”?或者在他看来在这种条件下“可以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

5、对侵害对象的具体情况考查，也会影响到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是否应当预见，或就该具体的侵害对象来说他认为危害能够避免。

6、刑事被告人的智慧或学识将决定他对危害结果是否应当预见，或者他已经预见到了但他能够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

对于故意犯罪来说都有犯罪目的。一般情况下，对于危害结果明显的故意犯罪，刑法并未将犯罪目的作为犯罪构成要件，因为这种目的已经反映在行为人的行为当中，比如暴力犯罪和性犯罪;对于以获取利益为目标(或者说“目的”)而不顾损害社会或他人利益的犯罪而言，因为危害结果的隐蔽性，刑法中的这类犯罪明确要求行为人必须具有一定的目的才构成犯罪，这类犯罪主要体现在财产以及与财产相关的犯罪上。

因为犯罪目的与犯罪故意有十分紧密的联系，所以犯罪目的认定往往与犯罪故意的认定同时进行。

与犯罪的目的认定一样，犯罪动机是故意犯罪所特有的。因此，有犯罪目的的刑事被告人应当说都有犯罪动机，但有犯罪动机的人不一定有犯罪目的。犯罪动机与犯罪目的比较，后者更明确更具体。而前者可能只是一种临时的冲动。

刑事被告人故意、过失、目的和动机不是孤立的，这些要素的认定也不应孤立地进行，在认定过程中往往是交叉的，各要素往往是相互关联的。必须综合考虑各因素，才能做出更接近真实的认定。

对于正常人来说，只要年龄达到法律规定的标准，即可认定为具有相应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但对精神病人来说，其刑事责任能力的认定就存在相当大的难度。要认定精神病患者的刑事责任能力，可以从医学标准和法学标准上各自分析。鉴定精神病人从医学上来讲并不难，但从法学角度来判定精神病人是否构成犯罪相当难。

《刑法》第十八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

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假如精神病医学专家已经鉴定某刑事被告人确为精神病患者，但他们能否鉴定该精神病人在实施危害行为时是否属于“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或者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实施危害行为时属于“精神正常”?我们还得参照正常犯罪主观方面认定的方法来认定精神病人犯罪的主观方面，但又必须考虑精神病人意识和意志有缺陷的特点，以最大的限度的宽容来掌握认定的尺度。

刑事诉讼中，犯罪的认定首先取决于犯罪构成四要件的认定。而四要件的认定中，通过以上论述，犯罪主观方面的认定最为重要而且复杂，对它的认定将直接决定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在没有进行犯罪主观方面认定的情况下就判决被告人有罪，必然导致一些冤案的产生。为此，我们有必要将被告人犯罪主观方面的认定作为一项独立的内容认真研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