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电子证据是打击网络犯罪的最佳证据思维导图

在互联网发展初期，行为人为了炫耀技术，会在攻击服务器或他人计算机等犯罪行为结束之后，留下调侃性的文件，比如“我来过了”“你的计算机已经不安全了”等，对被害人进行调侃、炫耀。

“这类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比较小，调查取证难度不大，根据刑法第285条、286条能够进行较好的规制。”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主任赵志刚进一步指出，但今天的网络犯罪，早已不是“单干户”的个体行为。

赵志刚表示，现在，网络犯罪已成产业链化，有专门收集公民信息的、有专门利用“伪基站”发布诈骗广告的，有专门开发木马软件的……分工日趋明细。

据数据统计，今年1月至8月，公安机关立案和查出网络犯罪的案件是31.7万件。

赵志刚表示，成本低，收益巨大，造成网络犯罪的日益猖獗；与移动互联网相结合，各类社交软件成为网络犯罪的重要工具和阵地。

“更为头疼的是，这些交易、勾连的双方，可能相互不认识，也不会见面。”赵志刚谈到。

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法制工作处处长李菁菁表示，网络犯罪的网上网下的界限逐渐模糊，以利益作为纽带，相互绑定、快速融合，使网络犯罪的谋利性在不断膨胀，助推了网络犯罪市场的形成，催生了一系列分工协作，利益共享的黑色产业链。

对此，李菁菁进一步指出，“当前网络犯罪发展的变化，决定了必须调整刑事打击策略，不能局限于打击单个犯罪和下游犯罪，必须立足于打源头、打团伙、打链条，并且既要惩治人，还要惩治网络平台。”

朱劲松介绍，从2012年开始，PC端的团伙向移动支付端转移，在2013年针对移动支付端的病毒包是4.5万个，到2014年达到13.5万。从2015年前三季度每个月感染的用户趋势可以看出，总体的风险趋势在不断上升。

公安部第一研究所副研究员杨卫军表示，网络犯罪已向智能方向转移，趋势的增长，表明未来在打击网络犯罪层面要做的工作非常多，从取证、执政、质证和认证的环节，应用电子数据是打击网络犯罪的最佳方式。

据法治周末记者了解，电子数据从2012年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证据类型，不过，电子证据的相关取证程序规定仍然很少，这种规则的缺失，使得其他部门法，特别是行政法领域的规定，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充当”起了指导电子证据取证和认证的作用。

对此，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皮勇表示：“关于电子证据合法性认证方面，在实体法层面，现已通过关于死刑案件证据认定的规定，如果能进行电子证据真实性的认证，就可以成为我们判断其他类似电子证据真实性的重要环节；关于证明力方面，除了依照其他的部门法认定之外，间接认定证据也是重要的方法，比如符合相关的国际标准，证据证明力的强弱，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支撑，我们在信息化领域里规定了很多证据的标准，这些证据标准的复合性，特别是对于我们在取证过程中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现如今，打开百度地图、快的打车、滴滴打车等出行APP，通过后台的数据，就能反映出你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到了什么地方；在淘宝、京东、美团等消费型APP上，只要点开某件商品，也会有大数据的留存。

那么，大数据能不能作为司法证据使用？皮勇表示，在大数据时代，每个人手机中都有各种APP定位，这种方式取得的数据，能不能成为证明安全实施的证据，仍是我们在司法实践中需要的考虑；如果它可以成为证据，那么，在每个城市生活的人都将变得透明。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品新认为，在大数据出现以后，隐私和侦查、个人信息权利和大数据构成了矛盾：在大数据公司收集个人的信息时，理论上，个人有选择权，然而在生活中，个人也并不知晓。

“中国的法律必须关注大数据，从实体法特别是民商法的角度来讲，必须明确大数据的权利意义；从审判角度来讲，对大数据要有一些相关的规则；从司法角度来讲，必须积极推动、参与构建大数据时代的法律规则，包括程序规则、证据规则。”刘品新进一步表示。

(原标题：公安部：使用电子数据是打击网络犯罪“最佳方式”)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两百八十五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