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会见的禁忌思维导图

接受委托以后，不去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仅客户不答应，而且肯定有悖职业道德。但是有些律师却是为了会见而会见，没有目的，没有中心。实际上，在侦查阶段会见之前，律师已经见过主办案件的警官，可以了解到涉嫌的罪名，可以了解到部分案情。在审查起诉阶段会见之前，律师已经查阅复制了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资料，应当对案件有了一个大概了解。在法院审判阶段会见之前，律师已经查阅复制了全部的卷宗证据材料。律师只要仔细分析研究，完全可以发现案件的疑点难点，完全可以列出详尽的发问提纲，完全可以避免无益的流于外表的会见徒劳。

作为家属肯定非常关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生活情况、身体情况，当然更关心自己家人的未来前景。家属一听说律师要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肯定格外兴奋。尽管律师告诫多次，律师会见时不允许家属在场，但是有的家属就是死活不听。有的看守所，可能把守不严，有的家属可能给看守所打过招呼，所以在律师会见时，他们可能尾随而进。家属一旦见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又哭又闹，又楼又抱，甚至递送钱物。一旦败漏，律师的麻烦就大了。若被监管人员或者住看守所检察室发现，律师净跟着给自己辩护了。

律师会见必须二人以上，并没有由《律师法》作出强制规定。刑事案件也可能由一个律师做，有的律师不想麻烦其他律师，或者不想让不多的律师费用外流，可能出现一个律师会见的情形。有的看守所已经明确要求律师会见必须二人，有的看守所并没有这方面的禁止要求。但是笔者建议律师会见一定二人以上。二人以上会见，既可以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借机外逃，又可以使律师不发生意外伤害，还可以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翻供时有个证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时心怀叵测，防不胜防，趁律师会见之机，突然外逃，律师被追究者有;精神失常，突然攻击律师的有;被司法严惩，倒打一耙，说律师叫他翻供的有。律师确实应慎之又慎。

看守所的大门就是警戒线，就是红灯，就是雷区。无论何种证据，何种信件，律师均没有权利私自传递。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材料、上诉状最好通过看守所审查以后传入传出。不怕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如果律师私自传递证据与信件，那么《刑法》第306条可能已经对您张网以待。有的律师收取高额律师费，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铤而走险，不惜以身试法，最后被以辩护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追究者不是没有。

不管是在侦查阶段，接受委托担任犯罪嫌疑人的代理人也好，还是在审查起诉阶段、一审二审担任辩护人也好，尽管律师事务所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亲属签订了《委托协议》、其亲属也出具了《委托书》，但是由于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对象始终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所以律师必须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意见，看是否同意自己给其提供法律帮助。同时告知谁为其聘请的律师，已取得信任感。征求被告人意见，不仅是对被告人辩护权的尊重，同时也与法律规定相协调。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9条规定：“在审判过程中，被告人可以拒绝辩护人继续为他辩护，也可以另行委托辩护人辩护。”如果自己费尽心机辩护，却被被告人当庭拒绝，不单单是难堪，而且还作了无用之功，也就是在未征得同意的情况下自己瞎忙活。

一个案件总有一些疑点、难点，亟待律师去破解。事实上，只要攻克了案件的疑点难点，其他问题可能迎刃而解。你为何要杀人?有没有作案时间?贪污款项是否既遂?采用了什么手段?为何能采用肢解尸体的方法?为何捅被害人20刀?踩点是什么意思?什么叫贩毒中的“以贩养吸”? “黑了谁”是什么意思?“出出气”是什么意思?为何供词前后反复?律师一定要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处取得答案。有时涉及到专业比较强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往往是该领域的专家，起码比较熟悉该专业流程，比如贴现、远期信用证、汇票、本票、支票等等金融专业知识，律师不妨请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既可以了解他们对该流程知识的熟悉程度，同时也可以发现他们犯罪的根源。

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过程，也是从他们身上捕捉辩护思路的过程。起诉意见书、起诉书、一审判决书，可能没有认定的法定从轻情节，可能没有发现的酌定从轻情节，在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时，律师可能会发现。比如，被告人先投信声明自己是杀人凶手，而后被侦查机关抓获，应当是自首。被告人协同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二人，应为立功。被告人不是希望被害人死亡，没有极力追求，而是采用了放任态度，应为间接故意杀人，主观恶性相对较小。被告人之所以捅被害人20多刀，是因为被害人强奸了他，对他肆意进行了凌辱，被害人有过错。如果供词前后反复，是由于在侦查阶段存在刑讯逼供情况，自己就应当详细询问刑讯逼供的具体情节，看是否留下证据。如果供词确系刑讯逼供所得，那么作为毒树之果取得的供词，将应当排除在定案证据之外。

[1]《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零六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九十六条

[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三十六条

[5]《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三十九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