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和合同诈骗的区别在哪思维导图

合同诈骗罪和普通诈骗罪在犯罪的主观方面都必须是故意，过失不构成犯罪。但是，合同诈骗犯罪的行为人主观故意产生的时间却有着不同于普通诈骗罪的特殊之处：合同诈骗故意产生的时间既可能是行为人实施行为的最初，也可能产生在其他合法行为进行的过程中。换句话说，可以是行为人在签订合同之初就已经产生了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也可以是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使行为人萌生了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故意。后一种情况是合同诈骗犯罪尤为突出的一个特征，并且其表现方式和手段多种多样，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对侦查取证的要求极为细致、严格;而普通诈骗犯罪的犯罪故意均产生于行为之初，其犯罪的临界点都发生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诈骗手段实施之前。也就是说行为人往往是在产生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犯罪故意之后，才进一步的通过种种诈骗手段将本身的意图付诸于实施。这与合同诈骗前一种情况有着相似之处。

其次，从行为人作案时所利用的合同这一客观表现形式来做一下区分。合同诈骗与普通诈骗行为人作案时客观表现形式的差别关键在于是否利用合同进行了诈骗。虽然说所有利用合同进行的诈骗不可能都定性为合同诈骗。但是，不容置疑所有合同诈骗都是利用合同进行的，而且合同诈骗中所涉及的合同必须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客观存在。，那种行为人单方面伪造合同文本获取他人信任，借以骗取财物的行为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只能看作是普通诈骗中不同作案方式、手段中的一种。也就是说，合同诈骗行为人在进行诈骗行为时，必须与受害人之间有一个真实的合同协议内容存在，且不管这基中诈骗一方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成分有多大。该合同恰恰是诈骗犯罪的有力佐证。一讲到这里，有一点实践中尤其值得注意，那就是我国现行《合同法》允许合同以书面、口头或其他像电子数据交换载体等的形式存在。这里的口头表现形式使很多侦查人员在断定案件性质时无法正确认识。其实，合同双方当事人就交易事项达成共识之后，有没有书面的表现形式是一样的，只要是交易行为客观发生，双方也确实就交易事项进行了磋商并达成一致，这期间发生的诈骗行为，即便是口头协议同样也构成合同诈骗。另外，合同诈骗犯罪中的合同，本文以为从其侵害的客体性质并结合立法目的来看应当是指双务有偿合同。就单务合同、无偿合同像赠与合同、自然人之间的无偿借贷合同、无偿保管合同等，产生的诈骗行为应归属于普通诈骗之列。、即行为人虽然利用了一定的合同形式，但该合同在当时的条件、环境下，。不具有规范、影响市场行为的性质。就好比行为人写下借条(合同)。骗取对方一定数额的金钱后挥霍一空而不予偿还或说外逃的，就不可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归结起来讲，行为人必须利用了能够体现各种市场交易行为的合同进行诈骗，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特征。

最后，“合同诈骗与普通诈骗的又一区别即犯罪主体，合同诈骗的犯罪主体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单位。而普通诈骗的犯罪主体只能是自然人。不包括单位。

（一）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勾当行骗者为了便于实施诈骗的目的，专门持伪造的或他人的身份证件，到工商管理部门登记注册成立公司，然后，以公司名义招聘员工、培训员工，由员工进行诈骗，整个诈骗过程，真正的幕后策划人始终不露面。因此，合同诈骗案件最终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通常都是公司的业务员或一般员工，而隐藏在合法公司后面的策划人因为极少直接与受骗者接触，从而得以逃避法律制裁。以合法公司名义行骗，可以减少行骗的风险，增加行骗手段的隐蔽性。更有甚者，公司连自己招聘的员工都骗，情节十分恶劣。

（二）重操旧业者多屡骗不爽行骗者多数是具有多次行骗劣迹的行家老手，通常一旦罪行被识破，便马上闻风而逃。当他们认为风声不紧的时候，就会重操旧业。因为他们对于行骗手段十分熟悉，所以在很短时间内他们便可以迅速成立诈骗组织，实施诈骗行为，而且，为逃避法律惩罚，他们会吸取教训，得手后立即销声匿迹，给有关部门查办造成困难。

（三）运用见证手法骗取信任合同诈骗公证和律师见证的形式，是较为流行的法律见证形式。正是由于这两种形式社会效果好，也为老百姓所熟知，行骗者容易抓住这种心理，从而体现其合作项目和合同的真实性。受骗者此时更多的想法是，合作项目和合同都是受法律保护的，若对方违约，通过法律程序可以保障自己的权利。这也使得受骗者心里如吃了定心丸一样，完全相信行骗者，从而被行骗者多次骗走财物，有时甚至连续被骗还毫无察觉。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方法，通常在受骗者尚且犹豫不决时，行骗者只要使用这种办法，受骗者都会信以为真从而受骗上当的。

（四）冒用他人名义实施诈骗犯罪分子身份证、单位证明等证件均为伪造，并非常善于伪装，虚张声势甚至假借他人资产以显示其实力，投其所好甚至对受害单位方主管人员进行行贿，以骗取其信任。

（五）伪造担保票据非法获取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虚假产权证明作担保实施合同诈骗。犯罪分子或利用高科技手段伪造此类票据，足以乱真，或以非法手段获取，不易被察觉。

[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