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假释八种罪是怎样思维导图

对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长期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

（1）不管对罪犯所判处的是什么刑种与刑期，对累犯拒绝假释。

（2）对判处拘役和实施了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并且被判处长期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人，不得假释。“暴力性犯罪”除了上述列举的几种犯罪外，还包括其他对人身行使有形力的犯罪，如伤害、武装叛乱、武装暴乱、劫持航空器等罪。

（3）对于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暴力性犯罪人，即使减刑后其刑期低于10年有期徒刑，也不得假释。

关于假释的撤销，修订的刑法在保留原刑法中因再犯新罪撤销假释规定的基础上，吸纳了《监狱法》第33条的关于违法行为导致假释撤销的规定，并首次将发现漏罪也作为撤销假释的条件，这被认为是新刑法对假释予以完善的重要体现。显然，修订后的刑法关于假释撤销条件的规定，放宽了假释撤销的条件，对假释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对再犯新罪，不区分故意与过失，一律应当撤销，是否足取？而漏罪之发现若缘于被假释犯的主动交代呢？将假释必撤销条件扩展到一般违法或违规行为是否适当？

1、假释的发动基于对受刑人人身危险性业已消除的认定和在监督考察下不再危害社会的期待。在考验期内若故意地再犯新罪，应当撤销假释是无可争议的；但若出于过失再犯，尽管也可能造成或大或小的社会危害，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与故意再犯显然不能同日而语，两种主客观在性质上根本不同的行为却呈现完全相同的法律后果，是不是有违公平原则？笔者因此建议将过失再犯的假释撤销由立法规定的必然撤销改为由法官根据过失大小和致害程度进行的自由裁量，也即假释考验期内因过失再犯，“可以”撤销而非“应当”撤销假释。

2、由于假释是以犯罪分子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在危害社会为根本条件，故而如犯罪分子有意隐瞒自己的罪行，足以说明其无悔改表现，亦难以确认不致再危害社会，应当撤销假释当无异议。但是，如果罪行是被假释犯主动坦白交代的，所以应区别对待。其一，如果所坦白交代的罪行相对较轻，综合考虑仍然符合假释条件的，可以相应延长假释的考验期，不撤销假释；其二，如果坦白的罪行比较重，中国同意对漏罪区分对待的学者于是认为应当撤销假释，实行数罪并罚②。笔者的意见是不妨作与故意再犯和过失再犯相同的罪质区分，如该较重的罪行系假释犯故意所为，则应当撤销假释；如过失所致，则是否假释交由法官裁量。

3、将违法行为作为假释必然撤销的一个条件是中国对假释犯重“管束”轻“保护”的一个明显体现，笔者以为并不足取。假释考验期是促使假释犯重返社会的过渡阶段，是其从监禁生活到社会生活的磨合。假释犯在这一期间出现生活、求职和交往上的困难是完全可以想象的，由此导致内心的不安、失衡、怨恨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可能出现反常行为、显现再犯之虞。也正因为如此，才说明了假释犯在重返社会生活的过渡期里对其监督管束，保护指导的缘由和必要性。如果一旦真有违法违规行为，监督帮助应是比一律不问因由、不分违法行为之轻重而撤销假释使之重回监狱更符合行刑规律。严重违法，应当撤销；轻微违法，可以撤销或采取相应的惩救措施如采取警告、要求作出保证或增加新的特定义务，以尽量维持假释已取得的效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罪犯实行假释，要求各级人民法院严格掌握执行标准，对符合假释条件的罪犯严格执行刑法规定的标准外，对下列罪犯也可适用假释：

对老年和身体有残疾（不含自伤自残）罪犯的减刑、假释，应当主要注重悔罪的实际表现。除刑法规定不适用假释的犯罪外，有悔罪表现，丧失作案能力或者生活不能自理，且假释后确有着落的老残犯，可依法予以假释；

对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减为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后，符合刑法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的，可以假释；

获假释的罪犯，除有特殊情形外，一般不得减刑，假释考验期也不能缩短；

罪犯减刑后又获假释的时间间隔，一般为一年，对一次减二年或者三年有期徒刑后又适用假释的，其间隔时间不得少于二年；

对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减刑、假释，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的起始时间，应当从判决之日起计算，判决之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八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 第三十三条